本文在主体论文艺学的精神生长历程中，检示新时期文学人类学批评理论的形成机制、演化过程及理论特征。作者认为：新时期文学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超越及其与西方文化思潮的精神呼应，构成了文学人类学的生成动因和心理背景。理论思考与批评实践的同步及与新生文学经验的结合，又使之在获得充沛的阐释活力的同时，显示出新时期文学人类学批评理论区别于西方文化理论与批评的总体特征。 由“人”的觉醒到文化意识的觉醒，标志着新时期文艺学主体意识的又一次拓展和深化。如果说文艺心理学是对人类自身精神世界的反观和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打量的话，文学人类学所要追问和寻找的则是人类精神生长的源头，那个灵魂休养生息的家园，那个隐蔽在人类生存状态之下的内质深厚辽远的生存之道。因此，它具有着一种释除人们精神迷惘的形而上冲动和超越现实的生存困惑的哲学穿透力。文学人类学批评打通了文学与人类历史文化之关联，使文学放弃那种漂泊无定的形式方法的借鉴和外表效果追求上的优越感，而回瞻文学与人类文化生活的共生性，回瞻文学的文化精髓所在的那片家园。这是人本主义文艺学内在精神成长的逻辑必然，也是新时期文艺思潮发展演化的历史必然。 文化意识的觉醒 (1)精神家园的回归 新时期文学的审美主体所走过的不是一段平坦的路。八十年代思想禁锢被打碎之际，以“思想解放”为突出标志的时代精神推出了一个主体意识空前高涨的“激情岁月”，那是一个崇尚才情、品格和风骨的时期，文学的审美主体在备受贫困和压抑之后迎来的自由世界里，踌躇满志于新知识的追逐，文学形式的创新，以及创造个性的自塑。然而这种初来乍到的好奇与冲动，很快就在新的困扰与挫折面前暗淡下来。人们发现，在个性意识的高度张扬所构成的文学竞技场上，个性却反而被表达状态的变幻莫测所淹没，对于新知识的聚敛，反而使个性思辩悬空无依，单薄而乏力，而文学审美形式的不断翻新，也由于陷入自炫自夸状态而变得令人生厌。于是那个从狂热中清醒下来的文学主体开始了自我反省，以及对自身存在精神基质的寻找。文学寻根逐渐成为文艺界的热闹话题。 文学寻根的讨论首先是在创作界以“创作谈”的形式开展的。从1985年开始，一批作家相继发表文章，提出文化寻根，强调增强文学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然而在他们回瞻民族传统文化时，又都不约而同的发出“文化断裂”的慨叹。首先提出问题的是阿城，他在《文化制约着人类》（注：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至今”。接着郑义、韩少功等人纷纷发表文章，认同了阿城的“文化断裂”说，并认为正是由于“断裂”的存在，才有了寻根的必要。面对文学家的声音，理论批评界的反映是迅速的，陈思和、刘梦溪很快发表意见，他们同意“文化断裂”的说法，但却不同意把“断裂”罪责归咎于“五四”运动；汪晖、刘火、王友琴则不同意将文化变革与文化断裂同题并论，强调了文化本身更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断裂”的讨论直接引发了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概念内涵的探讨和界定。理论家们大多不同意“文化断裂”论将文化传统看作是静止、凝固、古老的精神形态的基本倾向，而强调了文化传统的流动性、开放性、兼容性和现存性。钱念孙认为：作为文学寻根的文化传统“是多向拓进广阔伸展的生命体，在横向上，随着人们活动疆域的扩展不断向异域、异民族文化借取以丰富自己；在纵向上，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向当代沿伸以蕃衍新生”。（注：钱念孙：《文学之“根”的多向伸展和寻“根”眼光的扩大》，1985年11月9日《文艺报》。）正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开放和兼容，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从未发生过毁灭性的中断”。曹文轩指出：“文化是一个流动的发展的、不断激变的概念，文化常常需要对它加以冲击、甚至要轰击使它发生裂变。”（注：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宋耀良也概括说：“文化始终是一个过程，当今是远古自然的延续和伸展，而当今也将继续进行下去。”当代文明和现实的生活形态，同样包容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内涵之中，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所谓的民族文化不是狭隘的地域性观念，发展至今，也涉及到世界诸民族文化影响的那部分。这一切都应包括在文学对文化思考的范畴和视野之中。”（注：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294页。）批评家们在对“* 化断裂”论进行理论校正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寻根文学家“民族意识强化”和“文化意识的觉醒”的意义，同时发现了他们对文化传统认同中的超越意识，韩少功在《文学的根》（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中明确表示：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郑万隆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不断开掘自己脚下“文化岩层”，“揭示整个民族在历史生活积淀中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以寻找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显然“文学寻根”的主张拥有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超越的双重精神意向，它与理论家的文化反思意识相结合，使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寻根成为一种自觉的选择。它已经不再是封闭型的民族文化自诩，而是多少有了一种比较，一种参照的民族文化精髓的回溯，是经过了估量和考虑的真正自觉的选择。同时，文化寻根还是一种暗伏着求变动机的选择，表面上看回到民族文化的传统中去似乎出自向后看的保守心理，是谋求终点希望归依的行为，然而这种回归却暗含着文学寻求进一步越超的努力，以及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求变目的使这场文化寻根更加耐人寻味，对故园的回眸和定位，又使求变之心趋于安宁和沉实。 (2)与世界人本主义文化思潮的暗合 寻找“精神家园”，回溯自身出发点的文化寻根意识，是中国文学界对世界性文化潮流的有力回应。自上世纪以来，西方文化随着科技高度发达而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态势，知性思维以及物化观念日益侵入人的精神领域，人的心灵世界日渐失去其丰富性、生动性，而变得冷漠麻木、虚弱苍白。对此，敏锐的西方文化界人士，如叔本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20世纪的海德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都曾表示了强烈的忧虑。本世纪初，西方文学中以原始来批判现代文明的原始主义以及倡扬人的心灵直觉情感体验的人本主义思潮相继涌起，它们把文学艺术当作“人类心灵世界最后一块领地”加以捍卫的同时，将文艺放进整个人类文化系统中去进行宏观综合的考察。这是一股与崇尚感性体验，讲究“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精神不谋而合的世界性文化热潮。东西方文化潮流在本世纪以来的趋同态势，深深打动了新时期初那些翘首西盼的中国文学家、理论家，促使他们将探索的目光转向自己足下，转向那已经被淡忘了的渊源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西方人本主义理论方法也为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支持。其主要代表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流派对人类文化本源回溯也使中国文化寻根者倍感亲切，并很快产生了内在精神上的呼应与共鸣。 神话原型批评就是运用文化人类学及“集体无意识”理论进行文学研究的典型范例。它主张从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去发掘体现人类及种族的生存经验共同性的“原型意象”，并通过对原型意象的分析为文学批评找到一种共同的模式。它提示人们：文学艺术与种族或人类文化本性及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要求批评家超越文学作品的具体性，而将其整合统一到种族或人类文化的系统发展中来。因此，文艺批评家得以在文学世界中，感应潜在的文化信息，揭示蕴含在文化历史结构中的“人的本性”。而这一切理所当然地为中国当代具有文化意识的文论家提供了方法论帮助，从而倍受重视并被新时期文论界大量引进和移植。 在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家那里，文化人类学及神话原型批评都是现代人类寻求“自我拯救”的重要方式。荣格就明确认为文化人类学能够通过对人类祖先的生存意志、生活经验及智慧的探讨，透视出古老的精神河床与现实的精神激流的依存关系，从而使人类认识自己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寻找“精神家园”，获得“灵魂的自救”。那么，人们凭借什么去透视先民们的心灵，洞察古人与今人相通的人性结构呢？人类学的回答是原始神话与史前艺术品，它们如同“透过谜语和黑暗闪烁着光芒的清晰可见的信息，”使人类学家“透过这表相的生命性状，而探知生命存在和活动的深层基本模式。”（注：宋耀良：《批评中的人类学思想》，《文艺报》1980年9月2日。）于是，神话与史前艺术便具有极高的人类学研究价值。艺术与人类生命存在的必然联系由此得到呈现。因此，原始艺术的人类学的意义对于我们也就不仅仅是通过原始艺术的实证分析揭示人类文明的发生机制，而且是引发我们对文艺作品中蕴含的人的文化本性、人的存在方式的更深刻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