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思潮研究是以文学思潮为特定对象的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新阶段。其研究领域实际上也存在着理论的、批评的、历史的三个分野。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史是文学思潮研究的实践领域，不能没有文学思潮理论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任何人在决定着手研究文学思潮之时，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关于文学思潮的最起码的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明确还是含糊，是接近对象本性还是南辕北辙，决定和制约着具体的文学思潮批评或文学思潮史研究整个过程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视角，当然也支配着研究结论与科学形态的顺悖远近。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是日本最早系统地考察西方文艺思潮的专著，其写作动机是因为不满于传统文学研究缺乏系统的组织体制，仅是说些这作品有味、那作品美妙等不着边际的话，或者如常见的文学史美术史那样，只将著名的作家作品按年代顺序一一罗列叙述。他希望自己的《文艺思潮论》能说明近世一切文艺的历史发展，亦即对奔流于文艺根底的思潮源自何处，迄今为止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汹涌于现代文艺的主潮等等加以历史的首尾一贯的综合的解释说明。厨川白村确实努力把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考察欧洲文艺思潮的历史演变，注意到思潮的阶段性发展现象，强调了文艺发展的有机联系和自身包含的矛盾运动。他所采用的“理趣与情景相结合的方法”具有一定程度整体联系的辩证的科学因素。但其立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其研究方法的指导原则却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的人性二元论，亦即是“历史学家所谓异教的基督教的人性二元论”，他相信这种人性二元论是欧洲文明史的“根底”，也是文学思潮的“根底”。文学思潮的历史发展，无非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亦即基督教思潮（希伯来思想）和异教思潮（希腊思想）这两种相异的对立的潮流“一盛一衰、一胜一败地循环往复的斗争”的历史（注：[日]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14年版，第4、6页。）。这种以抽象普遍人性为核心的思潮观把文艺的发展史以至人类文明史都从社会的、经济的、时代的客观历史条件中隔离出来，从根本上颠倒了存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在人的自然本能、普遍本性方面寻找文艺思潮发展的规律，没有联系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来研究，这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潮观。因此，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结论上都不可能达到科学形态的要求。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一些研究者努力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进行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研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可是，由于文学思潮理论研究的滞后，没有科学厘定的文学思潮概念指导，就极易混淆文学思潮与文学史、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创作方法、文学风格、文学运动等等范畴的界限，迷失于文学思潮错综复杂的内外关系之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取消了文学思潮的主体。例如，1932年出版的谭丕谟的《文艺思潮之演进》，开篇就非常明确地宣称要遵照辩证唯物论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动力的观点，试图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理解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形成及其特征。虽然著者对辩证唯物论的运用不无机械、简单化的痕迹，但在坚持唯物论的研究方向上是基本正确的，尤其是对文学思潮与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的紧密关系，对文学思潮动态性特征的把握，显示了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精神。然而，作者却把文学思潮与文学史相等同。他说：“文艺思潮，即是用新的方法和观点整理出来的文学史。”认为两者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不同的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文学思潮比文学史更科学、更进步。而所谓“新的方法和观点”，指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运用这种观点整理文学史，“正确阐明某种文艺运动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根据“由经济而产生的社会思潮”来“讲明文艺各部门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其由来和衍变”（注：谭丕谟：《文艺思潮之演进》，文化学社1932年版，第2页。）。如果这里说的“文学史”是指以文学思潮为中心的文学史即文学思潮史，两者就具有同一性。可是，文学史并不仅仅是文学思潮的历史，除了文学思潮现象外，还应包含非文学思潮或与文学思潮有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文学现象。其次，尽管文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终极原因不能离开经济的因素，但社会生活对文学思潮的影响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它因素如政治、哲学、宗教等因素的作用。而且，除此之外，更不能忽视文学思潮自身的、内在的决定性因素的作用。所以，把文学思潮研究的目标定在阐明文学思潮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说明外在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演变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将文学思潮混同于文学史，表明持论者并没有明确认识到文学思潮的特殊规定性，可以说，对象不清的文学思潮研究无异于取消了文学思潮的本体。 通观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我国的文学思潮史著作，有的把文学思潮史写成政治思潮、哲学思潮斗争史，有的将文学思潮史等同于文学运动、文学思想斗争史，有的视为文学意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有的当作流派或创作方法或集团风格史，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人们尚未充分认识文学思潮的特殊规定性，往往与文学领域内外的其它现象相混淆，足见缺乏科学理论的文学思潮研究的危机和文学思潮理论研究对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 文学创作更是文学实践的重要活动之一。文学思潮理论对文学创作实践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发生影响，一是通过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史研究对文学创作起推动、促进的作用；二是文学思潮理论以独立存在的理论形态或通过渗透于文学作品的潜在形态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有的作家宣称自己不受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而且把不受思潮的影响视为“成熟的作家的标志之一”（注：石一宁：《“我拒绝了一部分生活”——梁晓声访谈录》，载《文艺报》1996年3月1日。）。不可否认，作家拒绝接受缺乏深度的浮躁理论和对时髦思潮避而远之的情况的确存在，程度不同地标志着作家思想的成熟。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在绝对意义上认为作家可以远离一切文学理论和任何文学思潮，以为文学完全可以在创作实践领域独自萌芽发展。一位美国学者深刻地指出，“不管艺术家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是革命论者还是进化论者，是未来事物的憧憬者，还是留恋往昔黄金时代的梦幻者，他们自己时代的社会及其思潮，是他们进行艺术活动的出发点。”（注：[美]威廉·弗莱明：《艺术与观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人的社会属性规定了作家不可能脱离自己处身的社会文化条件而在真空中从事艺术活动。这个道理钱钟书先生说得更明白，他说：“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注：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个别作家也许并没有专门学习过什么系统的文学理论也能进行文学创作，甚至写出优秀作品，但不能据此而否定理论对创作实践的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文艺作品阅读鉴赏的经验之前开始创作即能成功。理论思想不一定必须以独立存在的理论形态与作家接触为作家接受，它可以寓含于已经存在的文学作品之中对作为接受者的作家潜移默化。同时，理论还可以通过人际交往等其它途径而渗透于作家的意识并影响其创作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