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文精神”的提法颇为模糊，歧异，人言人殊，但关于它的讨论在文学界已持续了一年多，说明它毕竟碰触到了我们时代最迫切的精神问题。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场讨论又似乎很难深入下去。我在读了一些讨论文章后，困惑与疑窦日增。我感到，有些众口一词的判断好像并不是从当代复杂的生活实际和文学创作的基本事实中生长出来的。倒更像是一种先验的预设和高悬的条律，一旦离开了真实的文化背景和作家必须直接面对的创作问题，讨论就难免不在抽象精神的迷宫中捉迷藏了。我还担心，由于判定文学高低真伪的标尺据说是有无“终极关怀”，凡不“终极关怀”者即被归入俗流，而能够领到“终极关怀”入场券的人又微乎其微。广大的作家和读者会不会因事不关己而茫然木然？目前，参与争论的人已渐趋定员化，圈子不大，能不能使讨论更深广也更切实一些呢？我希望讨论的视线再开阔一些，离老百姓的生存和当代文学的实践再贴近一些。也许就更“人文”一些。这里，作为一个争论圈外的读者，我愿把我的困惑和想法陈述出来，以就正于“人文精神”的方家。 一、背景的意义 首先要充分肯定人文精神问题提出的合理性和适时性。不能说过去的文学界没有关注过人文精神，也不能因为没有使用“新人文主义”，“新理性精神”，“新理想主义”之类的新术语而看不到文学界曾经表达过的重建价值，呼唤理想的热望。但在今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提出问题，却有着全新的意义和历史与文化的新的冲突内容。不过，能敏锐地提出问题，未必能深刻地意识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也许问题是对的，藉以提出问题的依据是偏颇的。比如说，你可能因为某些文人面对市场的无操守所激起的义愤而提出问题，也可能因眼见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部分事实而提出问题，还可能因为文学的客观发展与你心目中的文学蓝本大相径庭而提出问题，这些都是可以理解并予以尊重的。然而，文学的发展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人文精神的矛盾为什么日益突出了，我们今天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座标和向度上提出人文精神问题的，这些，却是我们不可不追问的第一个问题。 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是：之所以提出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乃是因为九十年代的文学“后退”了，“有一种共同的后退倾向”，“精神立足点”后退了。既属后退，指的自然是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后退了。的确，当前的文学存在着种种可忧的、可气的、棘手的问题，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时代，总体上还显得被动，一些重大的时代精神问题和现实矛盾，未能进入作家的视野，它缺乏清醒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对民族灵魂的深刻思考，它也缺乏参预现实干预生活的主动姿态和充满热烈爱憎的主体精神。但是，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就叫“后退”，在我看来，与其说九十年代的文学后退了，不如说它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随着文化产品、文学作品以不同于往昔的姿态进入市场，其生态环境变了，背景变了，其内在精神、结构和功能也不能不发生若干变化。不是有个“精神立足点”的问题吗？九十年代文学的立足点不是简单的“后退”了，而是“位移”了，只是很多作家尚未意识到或者尚难把握罢了，而这恰恰是需要大力倡导人文精神来加以改观的。 八十年代文学确有许多令人留恋和自豪之处。从总体上看，它是充满生气的，由于全民族刚从“文革”的噩梦中走出，它的精神主干还是继承了“五四”反传统的文化批判精神，它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性强烈，它进行着深沉的政治文化反思，它为恢复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而呐喊，它与解放生产力相适应，反封建、反封闭、反禁锢，充满改革开放的气息，充分肯定人的感性欲望和个性人性意识的觉醒。我们可以随手举出像《芙蓉镇》、《乔厂长上任记》、《绿化树》、《活动变人形》、《厚土》、《古船》、《人生》、《你别无选择》、《浮躁》、《烟壶》这样的作品，它们无不典型地代表着八十年代的人文精神。然而，当我们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以来（市场经济是比一般的历史分期重要得多的分界线），我们发现世界和文学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就世界范围看，被称为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冲突渐趋平和，文明的冲突却加剧了，一度掩盖的文化意识问题更加突出；就国内情况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改变一切，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灵与肉的冲突日趋激烈。为了抗拒物化，人们已痛切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于是，有人在着手整理“文明的碎片”，有人严峻地审视家族文化，有人到宗教的心灵史中去寻觅反抗异化的武器，有人则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中寻求灵魂的寄托，“国学热”方兴未艾，关于“新儒家”的争论日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已成为最重要的话题。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主要面对的是政治文化的挑战，九十年代文学就主要面对的是经济文化的挑战，八十年代文学主要面对民族国家因历史政治所形成的独特主题，九十年代文学的主题就确乎有点国际接轨的味道，力图超越物欲和感官的压抑，追寻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努力，是更能与世界文学对话和交流的（“后现代”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大约也与此不无关系）。我想，这才是我们在今天提出人文精神问题的真正背景。物质在发展，精神也在发展，用八十年代的人文精神标尺来应对九十年代大大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创作问题，是不现实的。更何况，文学界也一直没有放弃精神追求，从“文化关怀小说”、“新市民小说”、“新体验”、“新状态”等等的提出，不难见出这种努力。转型期新人文景观的生动展现，不是遥遥无期的。 二、内涵的追问 欲使讨论深化，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什么是我们需要重建的人文精神，或者说，失落了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在现在的一些讨论文章中，我们只能捕捉到诸如理想、良知、崇高、正义、终极关怀一类的字眼，倘要深究起这些字眼后面的具体涵义，就不得要领了。当然，要建设与市场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人文精神谈何容易，那是极其复杂艰巨的重任，单靠文化自身尚无法解决；但我们也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些美好的字眼上，满足于表面的热闹，不触及问题实质。我们总得设法靠近人文精神本身。比方说，理想是美丽的，伪理想却是要不得的，那么什么才是今天坚实而绚烂的理想？崇高是可敬的，伪崇高却是误人子弟的，那么什么才是令人神往而感动的崇高？当然，它们都不应是单一的，而是多姿多彩的。我想，假若我们能够进入精神生活和创作实践的内部矛盾去展开艰苦细致的辨析，而不仅是站在问题的边缘上呼吁，这场讨论将会有意思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