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卓越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仍然比其他领域——例如对短期供求的分析——要远远落后。（注：J ·亚当·库珀等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第703页。）在社会学领域， 这种情况显得更为突出。直到最近几十年，社会学才开始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并且开始注意到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过程。（注：P·J·奥康内尔：《社会学辞典》，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中译本（朱岑楼主编，彭怀真等译）第759页。我们注意到， 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已有不少著作，这些研究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近期的有英国社会学学人库马尔（Kumar,K.）等。）科学技术社会学至今尚在构建之中。 至于教育社会学的著作或教材中，给“教育变迁与科技革命”以专章论述的，那就更为鲜见，这和“教育变迁与经济发展”不断地得到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上，似已达到了共识，即好像都承认科学技术有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不过，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西方“大学中的研究人员始终未能评价他们的发现所具有的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注：参见国际教育局出版的季刊《教育的信息与革新》，法文版1988年6月，总第55期。）尤其是， 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更容易被低估。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和公众意识现在都比较着重看到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对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的期望值也比较高，而对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则估计不足，他们倾向于科学乐观主义。（注：张华夏：《克隆技术与社会伦理——对克隆绵羊的科学哲学与科学伦理的反思》，《开放时代》1997年第4期。）况且， 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之性质及成因还不时地被误释，这甚至见诸于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专论。 鉴于此，今天用社会学的视界来说明当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我们审视的时间跨度约半个世纪，讨论的问题有三个：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进行审视具有什么性质，科学技术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是什么，以及科学技术产生负面影响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一、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的审视是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直到1935年，著名的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Husserl,E.）在布拉格的德语大学和捷语大学讲演时，还不得不这样地开宗明义： “我很清楚，在这向科学奉献的地方，连我这个系列讲演的标题‘欧洲科学危机和心理学’也会遭到反对。我们真的有理由谈论科学的危机吗？近来经常听到的这一类话不是一种夸张吗？”（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译本第3页。） 在西方，“科学再次全面地受到质疑”，且遭致严厉的批评，则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注： G ·德朗舍尔著， 《教育实验研究》，1982年法文版，第24页。在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中译本第22页上，将“科学再次全面地受到质疑”译为“在一般情况下对科学的进一步质疑”，疑有误。本文对《教育实验研究》的引述，均据法文版译出。）换言之，对科学进行全面而又严厉的批评，乃是和新科技革命的开展同时发生的。 我们知道，这一新科技革命是以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主要标志，在电子技术、能源、材料、宇宙科学、海洋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中的革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一词已普遍出现于各发达国家的大众传媒（注：参见台湾《成人教育》1994年第2期。），九十年代初，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阐述的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注：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书中的定义，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指谓建立在知识及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于是知识被视为经济的主导因素，并处于中心地位，而信息则替代物质成为战略资源。），以及近年来关于未来几十年的技术预测（注：例如，《二十一世纪的八大新技术》，黄子坚译载于《上海译报》1987年3月16日； 《未来五十年将实现的科技成就》，易家康译载于《世界科技译报》，转载于《广州文摘报》1998年2月18日；《日本科技厅关于未来三十年新技术预测》，《环球时报》，1990年1月10日， 《二十一世纪科技预测》金哲等主编《二十一世界预测》等等。），也都进一步确认知识或信息将日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始于五十年代的对科学的再批评其矛头指向什么？这一再批评的社会蕴涵又是什么呢？ 这种对科学的再批评，首先是将其矛头直指认识论。在当时，以及随后进行的关于认识论的激烈争论中，科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再次受到质疑。有些学者认为，更应强调的不是定量研究，而是定性研究。（注：G·德朗舍尔著，《教育实验研究》，1982年法文版，第10页。 ）这一见解同样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当知识已急剧增长，并达到一个世纪以前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复杂程度的时候，处于最前沿的研究者认识到，他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仍然是多么肤浅，而且定性研究显得仍然是多么重要。”（注：G·德朗舍尔著，《教育实验研究》，1982 年法文版，第24页。）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J.）也持此说。这是对古典科学知识之局限性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