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金融史上，当政府的作用弱时，行业的作用就强，当政府的作用强时，行业的作用就弱。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金融发展呈自由市场形态，政府不起重要作用，华资银行业的内部关系非常紧密而富有创造性，具体来说，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以中、交两行为核心 所有的华资银行都以中国、交通两行为核心，团结在中、交两行的周围。在中国、交通这两个核心银行之中，有的华资银行更多地靠近中国银行，如所谓的南三行，有的则更多地靠近交通银行，如所谓的北四行。 形成这种核心与外围关系的第一个原因，是有的华资银行就是在中、交两行的直接帮助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张嘉璈说过：“对当时已经成立的浙江兴业、浙江地方银行，尽力帮助，对上海银行、大陆银行的发起和成立，也都竭尽绵力。”上海银行刚刚设立的时候，张嘉璈等积极赞助，上海中国银行率先同上海银行建立同业往来户，由于中行的支持，上行的业务发展很快。陈光甫也颇有自知之明，上行成立伊始，便认定其“欲扶翼中、交两行而为其辅助机关”的宗旨。曾任浙实董事长的胡济生，说上海中行的张嘉璈“对于吾行格外关切”，“公谊”既厚，“私情”亦洽。盐业银行吴鼎昌在1918年曾说，该行经营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交两行以国家银行之资格特别指导”。金城银行则在融通资金、汇兑业务、外汇买卖等多方面得到交通银行的特殊照顾。因为金城银行的创办人中，不少原本就是交行中的实力人物。受过中、交两行的特殊照顾，也就是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或者说投桃报李，这就自然形成了核心与外围的关系。 形成核心与外围关系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华资银行都领用中、交两行的钞票，特别是中国银行的钞票。这就是借用中、交两行的信用来扩大自己的业务。例如：1915年浙江银行领用中钞100万元， 保证金为现金六成、证券一成。而浙兴因“纯系商股”，“故合同权利在理宜较浙江行为优”，最高限额可达500万元，保证金则为现金五成、 证券二成半。1916年，浙兴津行在奉天、营口各设分庄，“专司买卖货币等事”，即以所领10万元中行钞票作为分庄的开办资本。在存款业务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领用中钞来开拓银行业务。1917年8月， 浙兴董事长叶揆初和董事蒋抑卮入京，又与交行订立了领用交行钞票的合同。 1922年6月，浙兴开始自己发行钞票，总额暂定1000万元， 现金准备七成，由申、杭、津、汉各行分用。这一举动使中行“颇不满意”，先是延付浙兴领用中券准备金利息，继而要求浙兴“减少自己兑换券发行额”，遭到拒绝，最后将浙兴领用中券的额度，由5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浙兴在自己能发行1000万元兑换券的情况下，仍不放弃领用中钞的既得权利，中行宋汉章与浙兴之间甚至还为此闹得颇不愉快。这说明，领用中钞对浙兴是很有利的。浙实与浙江地方银行分开后，原领200 万元中券额度中70万元归后者领用。浙实为此多次与中行协商，要求补足70万元缺额，得到中行的同意。 浙实“领用中行兑换券流通甚畅”。 1919年9月，大陆银行创办不久，“业务日繁， 现金出入殊与顾客不便”，于是便向天津中国银行领用天津地名中钞40万元，交付现金20万元、公债25万元作为保证金，“并双方商定办法14条”。 1923年末，浙江实业、中孚、东陆、浙江兴业等8 家私营华资银行领用中、交两行兑换券已达7799970元。 一般银行领用中交两行的钞票，也就促成了核心与外围关系的形成。 第三个原因是许多华资银行对中交两行的投资入股。北洋政府在持续的财政窘迫中，将中交股份作抵，向银行借款，到期不还，官股便转为银行所有。以中国银行为例：1921年7月，财政部以中行股票120万元，向5家华资银行抵借90万元，后到期无力偿还， 官股便变成银行所有的“完全商股”。另一种情况是中交两行在增资时，商办银行的入股。如1921年中行增资，张嘉璈到南方游说，劝说“各实业团体，及各商业银行合募股份若干”，起而响应者有上海、浙兴、浙实、金城等四家银行，上海、浙兴各认股20万元，浙实认股14万元，连旧股共20万元，估计金城也是这个额度。张嘉璈在劝募各实业团体和银行集股时，向李铭等人陈述了过去中行商股“向多散漫”，而“希望有团体结合为股东之重心，可使中行办事渐合于正轨”的意图。这些重要华资银行作了积极的响应。这些银行成为中行的股东，相互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 华资银行以中交两行为核心，形成了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密切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使华资银行在如履薄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在通常的情况下，核心对于外围少不了时时给予照顾，若遇危难之秋，核心对外围也少不了帮忙，但风潮中往往首先需要“保帅”，因而往往会出现外围集中保核心的现象。1916年上海中行拒受停兑令，浙兴董事长向董事会报告说，华资“银行公会公议维持中国沪行营业，有款者各以款助，无则以财产借作押款”，浙兴“在中国沪行为最大存户，助中行即所以自助”。1921年挤兑风潮中，浙兴对天津中行的押放款16万元正好到期，“其时挤兑风潮正紧，势难收回，故准其转期1月”， 并另外给予25万元透支款。浙兴对北京中行押放款10万元到期，也准其续转3个月。正如中孚银行主持人所说，中交挤兑“来势甚骤， 猝不及防，然亦卒赖群策群力，得以维持于不弊。于此足征我国金融界之进步，良可欣庆”。 甚至不在风潮时期，外围保核心的事例也时时可见。1918年，北京中行已停止限制兑现，但在汇兑方面推行一种新的“迟期汇兑”办法来“维持票价”，这对中行有利，而使与其有汇兑关系的其他华资银行“已无利益之可言”，但“京师各同行对于中行既有感情关系”，“均仍照旧履行”，中孚京行主管杨瑜统等虽心中不满，“亦只得从众，以免贻人口实”。1918年8月，天津证券交易所即将成立，张嘉璈赴津， 要求浙兴津行总经理“不可放弃，力劝入股”，“并称将来中行如有为难处”，非请浙兴“在证券交易所暗中帮忙不可”。浙兴董事会议准从命。平日里，浙兴对于中行，没少给予业务上的协助，常对中行融通资金。如1918年12月，浙兴京行对当地中行放款10万元， 以京钞抵押； 1919年4月，浙兴京、 津分行“合做中行京钞存单押款洋40 万元”； 1919年5月，浙兴杭、汉、京、津四分行“合做北京中行押款洋60 万元”，数额越来越大。中南银行成立不久，就于1921年4月19 日对北京交行押放62万元，又于同年6月1日“以勃利公司名义”对中交两行期票贴现放款100万元。这些业务上的帮助，对于中交两行是重要的； 而中交两行的巩固和发展，又是中国银行业共同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