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典商的盛衰

      质铺（典当）无疑是徽商从事的最重要的行业之一。过去，已有一些学者对徽州典商进行了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述，以求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

      我国典当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滥觞于南北朝时期佛寺开设的“质库”或“长生库”，以后逐渐得到发展。

      迨至明清，随着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贫困化，典当业更有了长足发展。各地当铺林立，明代一段时期，南京城里就有当铺500家（注：《金陵琐事剩录》卷三。 ），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清代更盛，从京城到各省省会，乃至县城集镇，典当铺肆，比比皆是，其数量十分惊人。乾隆九年（1744年），仅京城一地，大小当铺就有六七百座（注：《东华录》（乾隆朝）卷二○。）， 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共有当铺18075座，嘉庆十七年（1812年）， 更增至23139座（注：据罗炳锦《近代中国典当业的社会意义及其类别与税捐》，转引自曲彦斌《典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61页。）。不仅有大量的民当、官当，还有皇帝开设的“皇当”。从皇帝到达官贵人、地主富商，纷纷投资设当，竞相逐利，反映了明清时期的典当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典当业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发展呢？究其原因，首先是经济生活的需要。明中叶以后，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万历前期推行一条鞭法后，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使用更加普遍和频繁，俸禄给银、租税缴银、交易用银、劳役纳银。尤其在东南苏松杭嘉湖一带，旧市镇继续发展，新市镇不断兴起，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商业性消费性市镇向“易米及钱”的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市镇迈进。商品交换日益频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益受到冲击，人们越来越深地卷入商品货币经济之中，所谓“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注：《客座赘语》卷二《民利》。）

      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福音，只能给封建政府、贪官污吏的盘剥创造条件。政府对人民无休止的征调与掠夺，日甚一日；贪官污吏对人民“在在敲骨，日日吮血”，不少农民“质田毁产，卖男鬻女，岁租仅办，生事一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只得过着“典衣易粟供朝食”的生活，从而与典当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商品经济的扩大，人们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以农民而言，“一亩之田，耒耜有费，籽种有费，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千钱。”（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民也是如此，养蚕者在桑叶不够时必需及时购买桑叶，青黄不接之时又要买米，这些都要经常靠借贷或典当来应付。甚至山区烟农也离不开典当。晚清周馥的一首诗很形象地说：“山区宜种淡巴菰（烟草），叶鲜味厚价自殊；可怜粪田无豆饼，典衣买饼培田腴。”（注：宣统《建德县志》卷一九。）即使城市居民，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意外，就会立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典当往往成了唯一办法。

      其次，风险较小，获利稳靠，也是典当业发展的原因。当铺惯例，“值十当五”，即所当物件如果估价10两银子，只能借贷5两银子， 这贷出的银子又是按月计息的。典当后，即使当天回赎，也要付一个月利息。以后每月可以让5天，名为“过五”， 即一个月零五天仍算一个月，过了五天即按两个月计算。所当物件回赎一般都有18个月的限期，超过限期不赎，此物即成“死当”。“死当”物件即为当铺财产。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如湖州“贫民衣饰有限，每票不及一两者多隔一二年，本利科算，不能取赎，每多没入。”（注：《吴兴旧闻》卷二引《小谷口荟蕞》。）典业的这种行规决定了典当借贷与一般的高利贷经营相比，因持有足够的抵押物，故不劳追索，不怕拖欠，甚至希望物主拖欠，使成“死当”，这对当铺更为有利。所以典当获利稳靠。而与行商相比，因其经营的不是一般商品，也不用担心随着市场行情的波动，商品有积压贬值之虞。只有人求于己，罕有己求于人，故开设典当的人越来越多。

      第三，典铺税额极低，也刺激了典业的发展。投资开当与投资买地相比，至少有两个优点：买地佃人虽亦能坐享其利，但得利多少却与年成丰歉大有关系，而典当却旱涝保收；田地要缴赋税，而且税额往往越来越重，而典当虽也纳税，税额却低得惊人。以清代为例，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共有当铺18075 座， 收典税90375 两； 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共有当铺23139座，收典税115695两。 （注：据罗炳锦《近代中国典当业的社会意义及其类别与税捐》，转引自曲彦斌《典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61页。）平均每座当铺一年只收税银5两。 正如康熙年间程浚在《盐政因革议》中所说：“商之名号甚美者，饼首推质库与木客矣。乃典商大者数万金，小者亦不下数千金，每年仅纳税银数两而已。木商除关税外，亦无他取也。”一个有数千金至数万金资本的典铺，每年只纳数两典税，不能不谓之极轻。而且这种轻税政策，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才有所改变。正因为具有风险小、获利稳、税额低的特点，所以明清时期典当业的兴盛也就不奇怪了。

      在上述大背景下，徽州典业蓬勃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1.从业人数众。徽商经营典业，早在明中叶就开始了。据《此木轩杂著》卷八载：“弘治间，江阴汤沐知石门时，徽人至邑货殖……徽人所谓货殖者，典铺也。”此后徽州业典者有增无减。明代一度南京城里有当铺500家，主要是徽商和闽商所开。 天启年间户科给事中周汝漠在奏疏中说：“典铺之分征有难易，盖冲都大邑，铺多本饶，即百千也不为厉，僻壤下县，徽商裹足，数金犹难。”（注：《熹宗实录》卷五二。）从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得到以下两点认识：一是“典铺分征”的难易，主要看有无徽商经营。“僻壤下县”由于“徽商裹足”，即徽商不愿去设典，所以要征收数两典税也很难；反之，“冲都大邑”由于“铺多本饶”，征收成百上千典税也不难。这里虽未言明“冲都大邑”的典铺为谁所开，但从上下文的逻辑来看，可以推知多为徽商所开。二是可以看出直至明朝后期，徽州典商一般占领“冲都大邑”，至于“僻壤小县”则较少涉足。然而这种情况到了清代就改变了，不仅“冲都大邑”的徽典继续增加，而且那些“僻壤小县”，甚至新兴市镇，也有越来越多的徽商在此开典设当。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江苏常熟县内就有姓名可考的徽州典商37家（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86 —187页。）。据康熙《平湖县志》卷四载：“城周广数□（里？ ）余，而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甚至吴江县的平望镇，也有徽人业典。浙江塘栖镇，“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注：光绪《塘栖志》卷18《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