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场手工业的形成，是封建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转型的重要标志。中国和西欧的手工业发展都在几乎相同的时代站到了同一标志之下。然而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却呈现出背离的趋势。中国的手工工场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西方工场手工业则后来居上。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固然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制约分不开，但中国手工业自身在生产方式上的弱点则是最直接的原因。 一 缺乏织布业这一“第一行业”的支撑 中国的工场手工业，从技术构成来说，应该是很有基础的。早在宋代，一些手工业部门的分工就很细了。主要表现为同一部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分离出分工更细密的生产行业。如成都府锦院，“大率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用工百五十四、练染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注：吕大防《锦官楼记》，载《华阳县志》卷三九）细密的分工是工场手工业产生的前提条件。所以说，宋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机户，在细密分工的生产力水平下，发展起来，至明而盛，形成南京、苏州、杭州三大丝织中心。明代中后期，中国工场手工业出现，其先天还是较丰足。特别是在丝织业生产领域，由于它在工艺、技术和生产组织方面的改进和发展，相互的良性循环作用，使其形成一道红杏出墙的景致。然而，这种发展没有沿着历史的通道继续向上、向前发展。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工场手工业，其发展是非常缓慢的。集中的工场手工业直到17、18世纪还只是在制茶、酿酒、榨油、制糖、制瓷、造纸、染整等十多个行业中存在。而且仅仅限于某些城镇的个别大户中，十分稀疏。至于分散形成的工场手工业，只能说是在苏、杭、宁三大丝织业中心地区较出色而已。 马克思说：“织布业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行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页）这虽是针对西欧来说的， 但也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正是缺少了这“第一行业”。当然，马克思所说的织布业，是指包括轧棉、纺纱、织布、染色、整布全过程的生产而言的。如果这个全过程都实行了工场化，无疑对社会化、对“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是“第一行业”。我国明清之际在这第一行业中，虽然已有脱离农业的轧棉、染布、踹布作坊，但纺纱、织布两大主业仍停留在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中。由于具有巨大能量，有广阔消费市场的棉纺织业被困在自然经济的囚笼中，担当不起手工业经济腾飞的龙头作用。那么，尽管面向华贵与奢侈的丝织业能红杏出墙，终究成不了气候。“第一行业”的工场手工业化形不成规模，就成为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近代化步履蹒跚的标志。 二 生产力水平发展不足妨碍了工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以丝织业为例，它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发展快，就在于它在工序改进中提高了生产力。丝织也是较早就与缫丝业分离了，它们在相互的促进之下，发展很快，也就较早出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其规模虽然狭小，但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然而，到明清之际，丝绸生产工具的改进趋缓，丝织生产力由有较快发展转为裹足不前了。同时，在丝绸行业特点的制约下，整个丝绸生产过程在形成一个包括缫丝、络丝、泼纬、牵径、织绸等不同工序的前后相继、相互依赖的连续体后，其采取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就不再有发展。他们宁可选择发放丝经、分散织造、缴回成品、给付工资这种分散的、初级的工场手工业形式，而不愿选择大规模的集中的手工工场形式。因为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他们认为前者更有利可图。至于棉纺织业这“第一行业”走不出困境，形成不了集中的工场手工业形式，关键也在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因为纺织业要脱离农业，摆脱自然经济的困扰，首先就要完成纺与织的分离。在中国，虽有很大的布市场，但没有与之平行的纱市场。人们一直使用着从汉代留下来的手摇单锭纺车，效率之低，使人不能靠卖纱度日，纺纱也就只能长期成为农民的副业。纺纱拉住了织布的后腿，以致它们双双都只能长期停留在农民家庭生产之中，充其量也只是包买商或分散形式手工业工场主的一个机户。 西欧的工场手工业自出现之后，虽然也有过长达两个世纪的坎坎坷坷，但它走的终究是一条向上发展的道路。在雇佣劳动者这一形式出现后，就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劳动的手工业性质。当时的工场手工业规模虽然不大，但由于性质的改变，它所创造出的社会生产力则是惊人的。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这种良性循环就成为西欧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西欧工场手工业良性发展的状况，我们可以从一些数字中管窥一斑。英国16世纪到17世纪的前20年，光通过松德海峡运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中欧和东欧等地的布匹年均从2.5万匹左右增至3.2万匹左右。1551年至156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煤炭产量为21吨，1681年至1690年增至298吨， 增长了14倍。（注：C.威尔逊《英国的训练期1603—1763》，朗曼1983年版第80页）其他西欧国家的纺织业也都经历了一场从未间断的令人振奋的膨胀过程。这种工业发展的速度，没有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