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改革从过去的全能政治体制中演化而来的现行政治体制。一方面，与现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以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并将其改革深入推进；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 就改革政治体制而言，必须以基本政治制度不变为前提，同时又迫切需要根治现行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适应发扬人民民主，不适应逐步实现依法治国的某些弊端。这既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又要求我们关注改革的过程，深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稳定发展的关系并力求做出带规律性的认识结论。 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在人类已经历过的政治变化过程中，是有其规律可循的。 政治现代化过程证明，政治体制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在于：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程度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政治体制，包括政党组织，其制度化程度与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而论，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过程也就是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过程。制度化程度偏低，政治不稳定因素或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相对增大。主要表现为：（1 ）由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偏低而导致权力结构不合理，权力的运用失去规范，权力自我扩张，增大权力的负面效应。如权力腐败、权力资本，行政低效而无力、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等等。（2 ）由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偏低而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欲望的泛滥，政治状态充满着社会势力之间的竞争，造成政治不安定。（3）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偏低， 政治参与水平相对超前，政治参与的较高期望或离开合法渠道表达政治愿望对政治稳定来说，具有潜在的不稳定因素。（4 ）政党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偏低，容易导致由于政党内部各派主张对立，从而出现政治不稳定。上述四种类型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必须在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原则上，对权力合理配置、限制和监督，提高政治体制和政党组织的制度化程度，逐步消除不稳定因素。这是人类社会政治过程中，政治体制运行的制度化规律。具体体现为，以法律约束权力，即法律规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主张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以民主监督约束权力，主要通过新闻舆论监督，经济民主及各种民主权利的行使规范权力的运作；以权力限制权力，是指为了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将权力分散，实行权力分殊化，用权力制约权力。对此，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但应重视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建设，强化对权力的约束，使之规范运作。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不适应改革、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深刻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7页）在另一次讲话中， 邓小平同志又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样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的第一段话提出了要从具体制度上，以民主和法制为基本内容，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现行政治体制。而从第二段话的内容中，则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制度化建设应达到的某种程度。 政治现代化过程还证明，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在于：政治体制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的能力和自我变革能力的强弱，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里，政治体制适应社会经济变革能力是指运用国家行为来推行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能力。具体表现为：（1 ）制定和执行改革政策的能力。包括选择改革的时机、决定改革的优先顺序，实现局部的渐进变化。在制定和推行改革政策时，必须有效地控制社会变化，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与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基本上相互适应。（2 ）政治协调能力。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必将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并引起阶层结构的变化。政治体制必须具备调节和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政治体制的自我变革能力是指与社会经济变革相适应，政治体制内部的自我改革和完善的能力。些外，政治体制的自我变革能力还取决于完备的政治功能和高效行政。完备的政治功能意味着能够有效适应特定社会变革的要求，有效行政意味着政治体制在整个系统范围内的有力行政。历史证明，从经济发展到政治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往往需要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变革对政治改革提出的要求。或者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主动改革。原苏联解体、东欧演变，如果要从政治上分析原因，可以这样说，除了推行政治改革的措施不恰当外，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僵化程度，不具有弹性、不具有政治包容性则是主要原因之一。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这个现实，着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中国政治》——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 第5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从政治学角度分析，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 就是旨在提高我国政治体制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的能力和自我变革能力。 提高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程度和自我变革能力，是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政治过程，经历了政治兴衰，从经验和教训的角度给我们提供的规律性认识，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所应遵重的共同规律。同时，还应当看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个国家的特殊性，不仅没有被弱化，而且以更强劲的势头日益呈现出来。由于各国面临的条件不同（包括所处的国际条件及周边环境条件、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及地缘关系等诸多不同）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近期目标不同，因而，各国由于社会变革、经济变革所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目标、力度也不可能形成某种模式。这就要求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国情或特殊性予以高度的重视，深入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规律。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既不能神话西方的政治模式而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同时又由于前苏联解体、东欧演变，而使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和借鉴。必须承认，改革现行政治体制，我们是在走一条人类从未走过的道路，具有很强的探索性。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不适应部分，使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适应。从上述意义上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规律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确立体制创新的新思路。当前，特别需要深化以下规律性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