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史政权兴亡周期率,是由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于1945年7 月访问延安时,在与毛泽东的一次深谈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注:黄炎培:《八十年来》的附录《延安归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1版, 第156—157页。)自这场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后,“周期率”便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警世语。何谓旧史政权兴亡周期率?黄炎培先生提出的思索已久的“周期率”,主要是总结旧史所得出的,指的是旧史中的剥削阶级在执掌政权后,因其阶级本性及政治制度的弊端,必然腐败而致周而复始地政权更迭,前代统治者因腐败堕落,丧失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基础,被强劲的后代统治集团所替代,后代统治者又因腐败被新崛起的更加强大的势力所取代,如此循环往复,绵延不息,形成旧史中政权消长兴衰的递嬗轨迹。 诚如黄炎培先生所言,一部中国旧史,正是政权兴亡、轮回不息的历史。处于上升时期的统治者,勃勃生机,战无不胜,而衰颓时,则软弱至极,不堪一击,顷刻间烟飞灰灭。夏殷两朝,“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注:《尚书·召诰》。)。周公辅佐武王、成王,劝诫他们记取夏殷兴亡的教训,推行德政,崇尚礼治。在获得初步繁荣后,西周统治阶级日益严重腐败,结果,礼崩乐坏,“周之子孙日失其序”。秦始皇气吞万里如虎,一统天下,渴望家天下传至万世,岂料腐化堕落,穷奢极欲无情地结束了秦王朝,仅在二世之内便告完结。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叹道:“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秦亡汉兴,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德法并重,生产得以恢复。汉武帝刘彻统治的后期醉心于享受,奢侈之风迅猛蔓延,引发外戚夺权,义军风起云涌。汉后兴起的隋朝,文帝尚能勤政爱民,到了隋炀帝继位后一改父辈清明政治,荒淫骄奢,滥用权力,造成“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天怨人怒,隋炀帝命丧江都。唐太宗本人目睹隋朝败亡的过程,起初也能居安思危,去奢省费,勤于纳谏,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但是,太宗晚年本人的腐败已初露端倪,发展到唐玄宗时期,则荒淫无耻,玩物丧志,夺儿媳为妃,重用无德无才的李林甫、杨国忠为相。唐王朝由盛转衰。此后的宋、元、明、清诸朝大致没逃脱廉明兴国、腐败丧邦的历史怪圈。其间的不少农民起义军,亦有不少是因反腐败揭竿而起,又因搞腐败而亡,李自成便是一个显例。 为了打破政权兴亡周期率,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作出了种种努力。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顺应时代潮流,励精图治,谋求长治久安的圣明君主,也出现过不少忠君报国,勤政为民,具有雄才大略和远大抱负的名臣贤将,他们力图在治乱循环的怪圈中找出一条永保江山稳固的道路,如年轻时曾流浪四方,当过小和尚的朱元璋,目睹元朝官吏的奸恶,对那首流传甚广的《醉太平小令》耳熟能详:“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他于1358年正月四日登上皇帝宝座。第二天便召集文武百官,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自古王者之兴,无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注:《明太祖宝训》卷三。)“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宫、西苑,秦、隋以失人心?”“元世祖在位,躬行俭朴,遂成一统之业;至庚申帝(即元顺帝)骄淫奢侈,饫梁肉于犬豕,致忽怒于神人,逸豫未终,败亡随至。”(注:《明太祖实录》卷一百零六。)基于此,朱元璋发誓杀尽天下贪官。他不让贪官一死了之,而是想出许多让老百姓解气的办法,如挑筋、断指、削膝盖等酷刑,甚至推出“剥皮实草”的极刑——把罪大恶极的贪官拉到“皮场庙”去生扒活剥。整皮剥下后填上稻草、石灰,悬于衙门公座旁。他还花了两年时间编成《明大诰》,录有朱元璋亲自审讯和判决的案例,让百姓知道如何对付贪官,叫官吏们引以为戒。 综观古代反腐倡廉的方略,大致有:(1)制定法律, 严密设置惩贪法网,对违规的官吏、贪污受贿的官吏规定了严厉的刑罚;(2 )执行法律,严惩贪官污吏;(3)建立科举制、考核制、回避制、 举报制等,防止和揭露腐败现象;(4)广泛进行廉洁教育和法律宣传;(5)以清正廉洁为标准,慎于用人,严于考课,奖掖廉吏;(6)倡节俭, 戒奢侈,少兴作,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等。 古代的防腐倡廉的措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人应当认真发掘整理。特别是那些卓有成效的治腐方略,更应继承下来。但是,应当看到,尽管一些开明君主勤政廉洁,惩腐倡廉,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为后人所称道的治世盛景,但仍没有保证长久的太平,甚至有些朝代如秦、隋不过二世而亡,这就证明,古代的治腐方略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处于21世纪门槛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借鉴古代的经验时,应自觉地进行时代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