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每一次民主化运动都伴随着民主理论的一次巨大发展。发端于本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注：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878—1926年间，根源于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但真正的国家民主制度却出现在19世纪。在近一百年的民主化进程中，30几个国家先后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943—1962年间，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结束了西方的殖民统治，50几个国家纷纷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军事政变。与前两次民主化浪潮相比，此次民主化浪潮规模最大，席卷了南欧、拉美、非洲的许多国家，使采用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国家增至107个，约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58%， 亨廷顿称之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全球民主革命”。此次浪潮余波一直延续至今。参见SamuelHuntington,The Third Wavc:Democrattzation in the Lale TwentiethCentury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 以及Adrian Karatnycky,"Freedom in Retreat", Freedom Review (February 1994).），更是以前所未有之势推动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给西方民主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已有的民主理论，不得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界定民主和民主化的概念，研究民主测量的方法和探索理想的民主模式。因此，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带来的是一场深刻的民主理论革命。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场理论革命的最新成果。 一、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趋向 受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在关注焦点和研究走向上，实现了一次重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概念上，目前西方学者在民主产生问题上都不再使用必要条件、充分条件这类的词语，而是采用动力、阻力、有利因素、不利因素等概念。原因在于，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大批过去被诊断为不具备民主条件的国家都纷纷建立起了民主政府。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主流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体所需要的必要前提与充分条件之上。这是熊彼特、阿尔蒙德、达尔等许多学者研究的主题之一。他们普遍认为，民主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产物，民主的出现有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大致包括：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中产阶级占据一定的比例，民众普遍具有宽容的文化价值观念，国家经济体系具有独立性，等等。 今天的西方学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象亨廷顿、戴尔蒙德、斯密特、里杰法特、林茨、瓦伦苏拉、奥唐奈、利普塞特等等，他们中很多人认为民主的出现没有固定的公式。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是政治精英们战略互动的产物，或者是选民、机构、政党有意选择的结果。而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等等仅是民主产生的有利因素，而非必要条件。 第二，在方法上，新一代西方学者不再象其前辈那样笼统地研究民主化问题，即概括出一个精巧的民主化进程的总目录，而是从横向、纵向两方面比较民主化的不同进程。 在横向上，他们区分并比较不同国家民主化的独特历程，以确定两种关系：一是政治精英战略互动与民主转型模式之间的关系；二是转型模式与随之出现的民主政体类别之间的关系（注：TerryKarlandphilippe Schmitter,"Modes of Transiton in Latin America,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Joural (May 1991).）。 在纵向上，他们区分并比较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异同，以确定第三次浪潮的独特性。同时，他们还运用这种历史比较方法评估民主化运动对政体运作的影响，例如，一个正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应付经济危机的能力增强了还是减弱了？民主化使人民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等等。 第三，在理论上，西方目前的民主理论研究大都立足于一个前提：“民主政治不仅仅是生长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土壤上的一朵鲜花，它还另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注：Arend Lijphart,"The southern EuropeanExaniples of Democratization:Six Lessons for Latin America",Government and Oppositon(Wintcr 1990).）这样， 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就摆脱了由过去悲观主义所造成的负担，即民主的进步有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则民主之花永远无法开放。现在的学者则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朱斯蒂·帕尔马在《培育民主》一书中宣告：“人类的愿望和行动最终将保证民主化的成功。”（注：Giuseppe Palma,To Craft Democrat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9.）亦即，民主之花可以被移植到非西方的土壤上，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甚至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与西方民主政体格格不入的国家开花、结果，只要那儿有民主的技艺和适当的时代精神。所谓民主的技艺主要是指政治精英们所起的培育民主的作用。今天的西方学者仍然很重视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进程中已经扮演、正在扮演或应该扮演的角色；同时，他们仍然认为普通民众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