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起，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于1997年11月13日—17日在厦门举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乐黛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教授及近年来活跃于比较文学和人类学界并致力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萧兵、叶舒宪、庄孔韶、曹顺庆、徐新建、杨儒宾、刘毓庆、易中天、郑元者、Mary Hardy等，共同就文学人类学的定位、多元文化、同质性、方法论、口传／书写、文化展演、知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集中和深入的讨论。 定位于比较的同质性之中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学人类学的定位问题很自然地首先被提出来。文学与人类学缘何走到了一起？它们之间有什么同质性？这些问题都与“文学人类学”的命名关系密切。在最高的理解层面，人类学与文学皆属研究人的学问，高尔基干脆将文学称为“人学”。就此而言，文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应属合理。加之，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比较文化的大背景下出现了“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文学的人类学研究”（Literature in anthropolig-ical study）、“文本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这种学术现象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有着内在联系。乐黛云教授就文化的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中心／边缘”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文化转型时代的学术转型应归结于对“人类”的普遍关怀。文学人类学即是在如此学理下的一种学术结合，因而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学术新事物。就学术的逻辑前提而言，二者具有内在“同质性”。李亦园教授认为，文化人类学本身是一门比较的学问，因此，比较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可以获得学理上的共同前提。然而人类学的比较领域相对比文学更为宽广，前者侧重于民族的、口传的、变迁的展演性（performance）；后者则倚重于文字的、确定的文本研究。二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各有偏颇；进行学科上的互补无疑有益。徐新建教授以发生在贵州黔东南苗族十三年一次的“牯脏节”（砍牛仪式）的亲身观察、体验和实录为例，阐述了一种民族文化现象从本文到文本的变异过程和展演规则。 关于文学人类学的定位，叶舒宪教授认为，学科相撞的目的在于学理的相通。任何学科都是相对的、滞后于科学研究成就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原本是律师，人类学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早先的学术训练为自然地理，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是物理学博士，语言学大师皮亚杰研究的是蜗牛……学科是知识在特殊时期的通汇。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经常造就出伟大的成就和大师级学者， 却并不见得囿于一个固定的、传统的学科成规。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心雕龙》就是文化传播的产物，刘勰本人深受佛教影响。至于将《文心雕龙》置于某一个“学科”则完全为后续。既然学科之间的界限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且不是亘古不变，那么，今天就给文学人类学一个僵死的定位既不易亦无益。萧兵教授以“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为例，讲述了以人类学的视野、方法、资料以及“三重考据”对中国传统经典文本进行重新阐释的裨益。 借鉴于学术整合的策略之中 谈及学科之间的整合问题，来自台湾清华大学的杨儒宾教授认为，借鉴不同学科的成果和学科之间的整合是当代国际学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从单一学科的立场去看待问题往往不容易认识清楚，所用资料也显得相对偏狭；而从东西方大师级学者的统计资料和分析来看，他们大多是跨学科的。因此，文学人类学本身就是一个科际整合的范例，重要的是要从体制上进行设计。杨教授还介绍了近二十年来台湾学术界在李亦园先生倡导下科际间整合的实践。如果说当代学术的一个特征是科际整合的话，那么，整合的方式也就成为检讨研究本身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此刘毓庆教授和郑元者博士提出见解：学科之间的借鉴和整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两个学科相加，而是在对具体学科的研究对象、存在方式、专业训练、表述手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的学术选择。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教授以“不浪费的人类学”为题，特别就文学人类学的表述方式进行阐述：“书写系统”是美国人类学百科全书的一个重要辞条，是人类学家生产“产品”的手段；但人类学家在面对他们的调查对象时，经常是无文字社会，是口传材料。人类学家对异文化（other culture）的研究又少不了受到来自政治的、 经济的、权力的、文化背景、个人兴趣爱好、直觉等方面的制约，并影响到对调查材料的选择；从口传到书写的过程必然带有个性化和文学化。如果标准的民族志撰写要求尽可能的“客观化”，以满足民族志写作的规范；而对那些带有人类学家直觉性的、情感性的，当然不排除对本质性认识的部分，文学的“诗化”表述不失为一种补充方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科际整合的前提在于对话。对话便进入到了一个“边界”（frontier）范畴。毕竟文学和人类学经过长时间的形成和发展，经过无数科学家的规范和确认（identity），已经有了各自相对稳定的领域范畴。尽管任何科学的成果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尽管学科的边界并非壁垒森严，却不说明学科之间可以随意跨越。所以文学和人类学的互相借鉴首先要寻找边缘地带和互动关系。梅新林教授从神话原型结构所引出的人类文化表述的象征系统便是文学和人类学共同关心的一个方面。《红楼梦》讲述神话的象征指喻；列维—斯特劳斯寻找神话象征的指喻结构，他们的终极关怀都是人类本身，而人类语言表述的象征指示都为文学家和人类学所熟知、研究和应用。这些方面就构成了文学和人类学的“连接部”（boundary）。因此，对语言和象征的研究，文学与人类学可以欣然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