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22)03-0017-06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2.03.015 共同富裕，这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境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富裕指人类个体占有的与自身相关的各种资料，如生存资料、空间资料、发展资料、精神资料等，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符合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并且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达到较高丰裕度；而共同则是共同体与个体的联结，强调个体不断完善所形成的群体性，指个体在获得以上几种资料在质量和数量上与他人无实质差别或差别不悬殊。共同富裕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关联个体和共同体的全方面多维度的丰裕时代。进入新时代，我们走上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在迈向这个新征程中，我们必然会面临一系列新的理论难题与实践困境。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些难题与困境展开分析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但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生产与分配的轻重、先富与共富的排序等诸多复杂性问题时就会遭遇话语和学科的限制与边界，特别是缺乏对共同富裕这一宏阔性问题的价值支撑和伦理关照。因此，如何从全面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时代，如何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澄清和应对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所面临的财富观、需要观、风险观等一系列价值观挑战，这是研究共同富裕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一、财富观挑战：经济合理性与伦理合理性如何统一? 作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富观是人们在对“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财富”“如何配置财富”“如何使用财富”等问题的追问中所形成的对于财富本质和价值的认识与看法。财富观的形塑是探讨共同富裕的基本问题，因为它不仅揭示了个体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与行动逻辑，更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的价值确认与政策选择。更确切地说，财富观会影响我们对富裕的内涵、层次、特征以及实现方式的理解，从而影响我们迈向共同富裕时代的阶段性目标、节奏、策略和评价。 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看，财富观对社会形态的变革具有相当的敏感度，往往能映现特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本质。“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只能源自农业生产方式，经济人假设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有自己的新财富观。”[2]回溯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发展长卷，从将劳动视为财富的衡量尺度，追求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充分占有，到将人的发展作为财富的参照系，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主体价值与客体价值的双重嵌入中拓展财富的内涵；从把集体财富的积累定义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财富关系的本质呈照，到明确“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3]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共富逻辑，财富观演变的谜底就蕴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中。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78.7亿元，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为共同富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以经济合理性为表征的财富观在推动数量型发展的同时，不少人也在财富观上出现了自反性问题，即缺乏伦理合理性支撑的财富观正以损害自身的方式畸形发展，并不断侵蚀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 如果说经济合理性主导下的财富观关注的是如何以更有效率的经济手段促进物质财富增长，那么以伦理合理性为要义的财富观所吁求的则是人与财富关系的应然展开。只有实现合于效率与合于德性的统一，财富观才能证成自身的合理性，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才能完整呈现。而经济人属性的过度彰显，会使财富伦理被人的欲望本能所遮蔽，从而导向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美德”与“财富”不可兼得的结论。[4]面对财富与美德的价值排序，经济个体往往缺乏一种充满决断的取舍精神，在财富生产的资本化和分配正义的偏狭化等价值幻象中进退维谷。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承认资本、引入资本和利用资本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增量累积，但资本对价值增值的追求也内隐或外显于财富生产的各个环节。如果听任资本逻辑的宰制，财富生产的价值关切就会发生偏移，伪装成财富生成源泉的资本就会大行其道，劳动在货币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就会成为边缘化的客体，也不再构成对人的本质的自觉呈现。“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5]这种危机不仅表现为经济活动对质量、创新和道德的脱敏现象，更呈现为经济个体对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怀疑与信仰危机。劳动价值如果发生偏移，一方面生产劳动就会滑入资本增殖的轨道，在“资富劳穷”“资本寻租”“劳动回报跑不过资本收益”的语境下，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会被严重挫伤；另一方面，以资本为根本驱动力的忽视劳动的“造富运动”就会野蛮生长，从而也会使青年一代对“前途”与“钱途”的认知和抉择也随之沉浮。2017年，新华网的报道《95后的谜之就业观，你看懂了吗?》显示，主播、网红是“95后”群体最向往的新兴职业；2021年，智联招聘发布的《Z世代职场现状与趋势调研报告》表明，约65％的“Z世代”认为电商主播等新兴职业“收入更高、福利待遇更好”。社会发展允诺和包容致富渠道的多元样态，但当资本致富效应无限膨胀，诱使主体沉湎于寻找某种“财富密码”时，如何使“劳动致富”重回国家与个人发展的本原位置，创造“劳动成为收入分配主角”的社会环境与整体性机制，是迈向共同富裕时代必须关注的价值观问题。 在财富生产资本化的促动下，人们会从对“生产性努力”的坚信转向对“分配性努力”的渴求，并最终导向偏狭化的分配正义。这种分配正义被狭隘地理解为关于“分钱”的道德想象。对此，诺齐克批判性地指出：“改变种种社会制度以实现物质条件的更大平等，这样做的正当性虽然常常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却鲜有论证。”[6]事实上，无论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政策回应，还是关怀弱势群体的情绪反应，都无法证成再分配制度的正义性。所谓正义是每个人“得所应得”，而基于德性、贡献、能力、需要等实现的应得分配必然不是平均的分配。财富分配的应然伦理要求跳出单个人“所得”悬殊的不公平假象，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考量财富身份、财富量和财产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从而在法治和权利保护的意义上扩展分配正义之维。阿马蒂亚·森认为，作为主体的个人是“福利”与“主观能动”、“成就”与“自由”的统一，其中“自由”和“主观能动”占据更为基础的地位。“我们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来代表他的利益，而不应该用(至少不能完全用)一个人从这些自由中所得到的东西(福利的或主观能动的)来代表他的利益。”[7]基于此，在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在于“改变资本逻辑至上、道德逻辑式微的现状，使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社会改革和进步带来的红利，实现‘真实的成长’”，同时关注公平与效率、利益与责任、市场与政府这三对范畴在推进社会公正中的作用，激发绝大多数人的潜能，使他们能够按照各自的贡献得到有所差别的回报，[8]从而避免“劫富济贫”的恐慌与“等着别人送财富”的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