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9)12-0041-06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为一股社会政治思潮，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以所谓的“重新评价”为名，对中国近现代以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政策和人物等进行颠覆性评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广、影响大，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传播的基本逻辑，辨识其现实展现，认清其本质，进而寻求防范和抵御之策。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传播的基本逻辑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20世纪20年代曾以“全盘西化”论的伴生物在我国初现，后一度沉寂。20世纪80年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又打着“告别革命”的旗号卷土重来，并逐渐坐大。时至今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是借助互联网场域的放大效应，不断扩大其地盘和影响，企图实现其政治目的。弄明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如何通过自我包装大肆传播的因由，首先应厘清其传播的基本逻辑，亦即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1.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理论逻辑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其学术谱系、生成动因以及理论基础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要来源于“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 “虚无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更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定性的基本依据。众所周知，“虚无主义”系德文“Nihilismus”的意译，意为“什么都没有”。“虚无主义”被赋予现代意义是在启蒙运动时期，表示启蒙精神对原有崇高东西的消解。施特劳斯在《德国虚无主义》中把“虚无主义”视为特殊的德国现象，认为“虚无主义并不意欲包括自身在内的万物全都毁灭，它只意欲特殊某物的毁灭：现代文明”。[1]与施特劳斯不同，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在某时某地流行的世界观，而是西方历史的发生事件的基本特征……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2]马克思则指出，“虚无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因为资本为了获取利润消解一切神圣和崇高。[3]恩格斯进而分析了“虚无主义”在历史领域存在的根本原因。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4]由是观之，当前在我国传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其表现形式和生成动因均属于“虚无主义”学术谱系。首先，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5]符合“虚无主义”的一般意义。其次，就其生成动因而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无疑受到资本逻辑的推动，成为一些特定势力和利益集团在我国攫取利益的战略工具。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则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虚无”或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潜在标准。“西方中心论”作为历史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几乎“涵盖了所有认为欧洲人和西方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和非西方人优越的观点”。[6]一般而言，存在着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一是种族上的“西方中心论”，它认为白色人种在文化、智力和道德等方面占有优越性；二是政治立场上的“西方中心论”，它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理念具有优越性，应成为非西方国家效仿的“模板”；三是思维方式上的“西方中心论”，它主要表现为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解释非西方问题，从而非议非西方国家。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来说，这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共同建构其理论基础。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政策和人物的颠覆性评价极为明显地体现出“西方中心论”的论调。也正是因为受“西方中心论”的深刻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全盘落后于西方，中国应全面效仿和融入西方，尤其要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上效仿西方。因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大肆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妄图以此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其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目的。 2.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传播的历史来看，虽然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传入和重新泛起时间的划定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定性却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清晰的。历史虚无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曾一度被误用为革命话语。随着其广泛传播和对其研究的逐渐深入，这一误用才被纠正，人们才认清其“全盘西化”的核心诉求，将其重新定型定性。 历史虚无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初进入中国时一度被误用为革命话语，成为革命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宣传口号之一，如朱谦之甚至认为虚无主义是思想深刻、追求境界更高、革命最为彻底的象征。[7]当时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深受俄国虚无主义影响。在俄国，虚无主义主要汇聚于文学领域，如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就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否定俄罗斯传统价值、追求西欧现代化的虚无主义者。但随着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虚无主义逐渐超出文学领域，介入政治领域，并逐渐演化为与“暴力”、“革命”相联系的意蕴复杂的名词。因此，虚无主义传入我国之初，常与“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混淆使用。比如，梁启超1903年发表的《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就没有对把暗杀视为革命手段的无政府主义“虚无党”与“虚无主义”进行区别；廖仲恺在译著《虚无党小史》中则认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是世界革命的“三大主义”。但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各种主义的混用、乱用流露出担忧并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虚无主义则始终持批判态度。1920年，陈独秀发文直指虚无主义的缺陷，并认为虚无主义者“不出两种结果：一是性格高尚的人出于发狂，自杀；一是性格卑劣的人出于堕落”，[8]并号召中国青年超越这种态度。随着对虚无主义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虚无主义的认识取得共识，“虚无主义”从革命话语中被剔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