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视觉文化的哲学研究渐趋成为时尚。视觉文化的核心范畴为“视觉”和“图像”，它是以现代媒体和互联网为技术支撑与传输平台，围绕图像来表达、生成和建构意义的价值实践活动。伴随当代影视文化的快速发展与高度繁荣，大众的精神生活日趋丰富多彩且呈现出对于视觉化、图像化作品的高度依赖。在生活世界日益图像化的背景下，作为传播符号的图像的功能也随之不断更新、不断拓展，超越甚至取代文本而成为价值传播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手段。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内，批判性地反思和评价图像的价值传播功能，明确图像传播与文本传播之间的复杂关联，把握图像在价值传播方面的独到优势及其不足之处，对于新时代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扩展、充实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努力提升各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图像缘何拥有价值传播功能 一般来说，图像主要涵盖图画、影像和景象三种基本类型。[1]所谓图画就是用线条或色彩描绘出来的特定形象，如人们常见的素描、油画或版画等。影像主要是借助绘画或拍摄的方式保留下来的人或物的形象，既有静态的黑白或彩色相片，也包括动态的影视故事或历史资料。景象多指自然景色(景观)或对于特定场景的空间描述。按照叙事学的阐释框架，图像被归入叙事学的范畴，称为图像叙事。图像叙事同文本叙事一样，乃是作为表达、传播、确定乃至创造文化价值的媒介，是一种特定的意义符号系统。任何“叙事”都是讲故事，故事之所以被“讲述”，目的是要获得听众对特定事件的了解、对某种价值理念的理解和认同。这里的“讲述”就是传播过程。文本是一种特定的符号系统，作为沟通思想感情和价值传承的载体，用以表达(讲述)人类的所思所想。图像同样是特殊的信息符号系统，发挥着类似于语言文字的某种“讲述”功能。不过图像叙事较之文本叙事的优势在于，它祛除了文本的严肃、刻板、抽象的冷峻面孔，代之以轻松、活泼、丰富的视觉元素，在娱乐状态下持续刺激受众的思维，激活其视觉快感和瞬间体验，引发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创新思维，通过调动视觉和触觉的全方位认知，消除“讲述者”与“受众”之间的理解鸿沟，引导受众身临其境般对故事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体验。 考古研究发现，图画(图形)是比文字更早的信息符号。例如，在我国古老的《易经》文化中，先民用阳爻(——)和阳爻(— —)及其不同的组合，建立起八卦模型和六十四卦全景图，即以“象”“图像”“图形”等简洁形式，揭示对日常生活和宇宙规律的领悟。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洞穴壁画，均以直观具体、生动形象的特点反映和记录着人类的早期生活。图画(图形)中的点、线、面、颜色及其结构样式，人物、景象、动作等视觉元素，隐藏着以形象思维所表达的“道”和“理”，向受众(观看者)传递特定的信息内涵。后来，随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升以及文字的普遍应用，文本叙事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导工具。在米尔佐夫看来，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形成了一种凸显文本叙事、贬抑乃至否定图像叙事的理性主义传统。当今世界，后现代文化对图像的重新关注和重视与信息技术和影视文化的突飞猛进是分不开的，这无疑是对以往理性主义偏执的纠正和超越。[2]就人类认知规律来看，必定是先接触有形的、可见的、可触及的物质世界，看到实物及其外形之后，才能真正学会分辨万物，而后在读书学习中逐渐领悟抽象思维的意义。承认文本思想的深刻性和价值内涵，也就必须肯定图像存在的先决性和基础性，承认图像的价值承载能力和价值导向性。二者是人类认知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存在。 与图画不同，影像侧重图形的动态变化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人类精神生活，都具有变动不居的“动态有机性”特征。影像不仅接近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且以真假互动、虚实结合、远近呼应的艺术化处理方式，满足观看者“求真”“求新”的心理诉求、对未来世界远景的理想与殷切期盼。如果说图画仅仅调动了视觉活力的浅层要素，那么，流变中的影像则趋向挖掘生活的深层内涵，与受众对信息的全面了解和透彻把握的愿望相衔接。电影、电视等新的影像工具的发明，使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体验和认知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如今以图像和视觉文化为主的电视、网络直播、动态影像等，已经成为比文字更受大众欢迎的、直观方便的价值传播媒介。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公共场所，图像文化的存在及其冲击力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对思想的入侵和渗透随时都在发生，以至于人们对图像的关注大大超越对真实性的关心。“20世纪的图像复制和流通手段的大发展，把表现推向文化舞台的中心。由于真实已经隐退到我们文化的、不间断的图像背后，19世纪对再现真实的关注也随着消失。相比之下，图像比它们所代表的现实更清楚、更有影响力。”[3]167-168图像和视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甚至造就了“图像霸权”的历史新景观。 景象有自然和人文之分。自然景象指大自然巧夺天工的造化物，如雄伟的高山和挺拔的白杨、奔流的江河和广袤的土地、凶猛的狮子和忠诚的鬣狗等，当它介入人的生活世界并与人的存在发生某种关联时，便会产生深刻的文化隐喻和崇高的价值意蕴。正如达比所说：“当风景与民族、本土、自然相联系，这个词也就具有了‘隐喻的、意识形态的效力’。”[4]人文景观侧重“人为”，即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建造的、实现观赏与教育于一体的景观，例如雕塑、假山、公园、造型等，每一处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承载着社会的价值诉求、理想远景和审美趣味。人文景象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将信仰、价值观汇聚起来，成为一种“此在”的存在者，在期待与观众的视觉交流中，持续不断地释放出意义并获得理解。按照法国学者居伊·德波的说法，现代社会是景观社会。[5]随处可见的广告、变幻不定的影视、各种消费展览橱窗，矗立在都市和村镇的中心、路旁，构筑起后现代时期特有的文化景观。景观是一种视觉符号，设计者在其中渗透特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它与当代人释放身心压力的精神诉求合拍，因而具有某种心理暗示和诱导功能。景观的价值传递过程是在注视者与景观相遇，在注视景观的“看”的实践中相互交融、不断强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诉求相遇，生成不同的价值话语和意义场景，满足主体“百闻不如一见”的心理诉求。观众的“看”是心理满足与意义获得的双重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