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8)02-0046-07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经济滞胀背景下自由主义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变革。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但是，新自由主义一旦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其帝国主义本质特征就显露出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并不能提供帮助它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案。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也存在一定影响，并可能造成中国思想领域的混乱。对这一问题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认真应对。 一、自由主义的演变：由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变成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发轫于十三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而言，约翰·洛克(John Locke)是较为公认的自由主义的始祖。古典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它崇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权利至高无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国家应当不干预或尽量少干预经济活动。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中。从文艺复兴到英国以洛克为高峰的早期自由主义，从法国的启蒙思想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强调的放任自由主义，到英国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化。但是，自由主义始终把自由视为它的最高价值。英国学者乔治·克劳德(George Crowder)认为：“自由主义的观念是复杂的和有争议的，但人们一般都同意自由主义包含对以下四种主要价值或原则的信奉：个人的同等的道德价值，个人自由和权利，有限政府和私有财产。”①自由主义不仅是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理论和思想，而且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产生着重大影响，一些反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也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念。例如，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自由主义流派也呈现出多样性。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说：“近代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某一个社会团体的所有物，而它的附随者也不限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支持者。”②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囊括了“所有信仰立宪民主制的理想与制度的人、社会民主党人、主张自由放任制度的工业家、基督教民主党人以及其他的自由主义团体”③。可以说，没有自由主义就没有近现代西方文明，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核心就是自由主义。 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由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转变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过程中，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推动美国经济逐步走出了困境。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这构成了罗斯福新政的理论依据。自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在欧美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革命”是自由主义的又一次变革，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F.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学者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被接受，并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重拾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理念。哈耶克认为：“自由是一种状态，一个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只能希望逐步接近这种状态，而不能完全达到它。因此，一种自由政策尽管不能完全消灭强制及其恶果，但应该尽量将之缩小到最低限度。”④新自由主义主张实施货币主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压缩福利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调整所有制结构，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 这些主张被英美执政者采纳，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反滞胀改革。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经济上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国家干预，推行私有化；在政治上反对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打击工会和劳工运动。里根当政期间，美国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紧缩政府财政预算，削减社会福利，降低税收特别是资本所得边际税率；削减政府权力，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监管，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控制。⑤这些改革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一定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但是，以回归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一旦突破国家界限，由西方国家强行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贩卖或推行的时候，其状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暴露出帝国主义特征，使自由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论，变成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时期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代特征赋予了新自由主义新的使命，这是其变成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工具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及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