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7/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6)03-0108-12 在2009年出台的《俄罗斯公民精神道德发展及德育构想》(《Концепция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воспит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гражданина》，下文简称《构想》)中，俄罗斯教育界明确提出了“精神道德教育”(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这一德育概念，即使受教育者接受并掌握基本民族价值的教育组织过程，掌握全人类价值，掌握俄罗斯多民族人民的文化、精神与道德价值。[1]这一德育概念与以往俄罗斯“德育”概念①相比，具有很强的价值指向与现实意义。《构想》并未停留在“构想”的理论层面，而是深化到中小学校等机构的实践层面。2009年末，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颁布《中小学生德育与社会化示范纲要》；2010年4月1日，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决定在犹太自治州、车臣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等19个联邦主体的9 980所中小学试行开设“俄罗斯民族精神道德文化基础必修课程”(ОДКНР)。ОДКНР的试行结果得到教育界和宗教界的认可，由此，在2012年12月18日，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第1060号令规定，将该课程更名为“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必修课程”(ОРКСЭ)，并在俄罗斯全部联邦主体的中小学开设。在“精神道德教育”这一概念中制定者诠释了现阶段俄罗斯“民族德育典范”与“基本民族价值”两个核心概念。《构想》已成为现阶段俄罗斯德育领域的纲领与宣言，它是俄罗斯民族风雨兼程之后冷静下来对自我价值重新审视的历史必然，它提出的背景、过程、内涵、思想根源及实现路径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一、价值冲突——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提出的背景 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激进的变革冲毁了以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苏联德育的堤坝。一时间，俄罗斯精英阶层视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为“普世灵丹”，并为国家与民族的精神之痛疗伤，但药不对症，社会病态不断加剧。在公民身份的认同方面，当下俄罗斯青少年普遍不满意自己是俄罗斯人。相关资料表明，30%以上的青少年不愿生活在俄罗斯，而希望生活在其他国家。50%以上的受访者回答若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他们会离开自己的祖国。俄罗斯年轻人对自己祖国的评价多是负面的，12.3%的受访者认为，当今的俄罗斯没什么引以为傲的东西；只有6.1%的受访者表示，有理由为俄罗斯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感到自豪。[2]在对待金钱及成功的看法上，相关资料表明，莫斯科有近80%的年轻人认为有钱、有地位便标志着成功，他们渴望成为成功者，不忌讳与人说自己喜欢钱；有15%的青年认为为获得金钱与成功，必要时可以违法。[3]在家庭观上，人们的家庭观念越来越淡漠。据俄罗斯2002年5月17日公布的数据，1995年共有110万对夫妻注册结婚，同年有66.5万对离婚，而到了2001年，90万对注册结婚，同年竟有70万对离婚。俄罗斯是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已经达到30%左右，其中70%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与此同时，青少年中犯罪、吸毒、卖淫、流浪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俄罗斯有100多万流浪儿童，占全世界流浪儿童总数的10%。[4]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比例在不断升高，仅2002年就有47 000余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30%以上的青少年都辍学。[5]俄罗斯有关学者从德育视角分析指出，转型期以来，用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精神文化试图取代俄罗斯固有的传统精神文化的种种努力与尝试对俄罗斯来说是极为错误的，这导致了对祖国、集体、家庭、人际之间爱的沦丧，导致了赤裸裸利益需求的原始化，这些现象在之前对于俄罗斯来说并不是特别突出，西方精神文化正逐渐蚕食着俄罗斯的民族良心。[6]俄罗斯社会，尤其是宗教界与学界称后苏联时期这种精神道德的“病态”为“价值真空”(Ценностный вакуум/вакуум ценностей)。莫斯科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主任塔季扬娜·卡扎罗娃(Татьяна Казарова)认为，价值真空并非是真正缺失了价值，而是模糊了诠释价值的价值。[7]的确如此，当下俄罗斯出现的价值真空不是因为真的缺少价值观念而造成的，相反是因为价值观念纷繁混乱而造成的，西方派倡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斯拉夫派倡导的民族传统价值观、东正教倡导的宗教价值观、苏联时期所保留下来的苏维埃主义价值观等都要使自己成为当下俄罗斯的价值评判标准，“价值真空”其实质是“价值冲突”。 二、价值重估——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提出的过程 首先，国家的分裂、政体的瓦解必然导致虚无主义横行，突然间“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允许的”。传统价值体系被瓦解之时，正是“新”价值体系诞生之日，即“重估一切价值”的开始，但俄罗斯的价值重估从原苏联时期就已孕育了。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和美国哈泼-罗公司于1987年分别用俄文与英文出版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к》)一书，该书提出的“革命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了解体前意识形态的主流，“新思维”在教育领域催生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合作教育学”思潮，在这一思潮的涌动下，1989年教育民主派制定了《普通中等教育构想》(《Концепция общего средн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有意回避共产主义价值观教育，取而代之的是“人道主义”教育。[8] 其次，苏联解体后，1993年12月12日全民公决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其中第一章规定：“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被确立为国家的或必须服从的。”[9]其实在《俄罗斯联邦宪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之前，1992年7月10日叶利钦总统签发的第一部《俄罗斯联邦教育法》(《Закон РФ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在第一章中就已经提出了“在联邦和地方教育机构及教育管理机关中，不允许建立政党、政治及宗教团体的组织机构，禁止这种组织机构在教育机构中进行活动”的“国家教育政策”。[10]至此，“非党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三非”国家教育政策取消了俄罗斯各级学校的所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有关材料显示：“叶利钦执政时期，青少年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平均只有10%的中学毕业生被视为绝对健康，而45%～50%的毕业生在身体和心理发展上具有严重偏差；精神价值和目标方向遭到冲击，对国家机关的不信任度在增加；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青少年犯罪率的增长比成年人高出14倍；贩毒、吸毒现象泛滥，吸毒的人数增长几十倍，约70%的吸毒者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11]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科金(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озин)无奈地评价此刻的俄罗斯为“从童年起就是残疾的国家”。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叶利钦备受舆论批评，媒体指责其是“行动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民众精神道德发展与教育的缺失成为当时俄罗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俄罗斯国家权力机关也在各派力量的威慑下摇摆不定，始终不敢碰触基本价值观这一深水区。但国家权力机关也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叶利钦总统多次亲自主持召开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磋商会议，意在寻回“迷失的俄罗斯传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