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高屋建瓴，适时提出要“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①。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思想内核，它不仅定义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划定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还界定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从而反映国家安全的根本属性和安全诉求。当前在“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框架下，依据新时期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问题，是推进国家安全治理实践创新的迫切要求。 一、安全观的嬗变：从“传统领域”拓展到“非传统领域” 中国的崛起需要建立和发展多元化的安全研究议程。安全的分类、定义和研究议程从“传统领域”拓展到“非传统领域”，不仅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局势多极化发展的结果，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安全概念不断深化和扩大的结果，更是反映了我国在转型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构成安全的根源和安全的挑战事实上“多样化”“多元化”“复杂化”的结果。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威胁”一直被理解为是外来的、特别是军事的威胁。这种基于“传统安全认知”的安全研究，生成了“对抗与控制”相结合的安全模式，因而被学界称作“狭隘的或传统的安全研究”。相比而言，非传统安全被描述为一种安全问题的“非传统”镜像，非传统的“社会”“文化”和“认同”层面的安全挑战已经大大超越了军事和战争的领域，涉及的范围和层次也超越了国家层面，向上延展到跨区域直至全球、向下深入国内的社区直至个人层面。“这些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和及时地应对，同样将会实质性地损害一个国家的安全努力，弱化该国在传统领域内的安全努力，并将造成严重的不安全后果”②。 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多种学派，如“哥本哈根学派”“女权主义学派”“批判现实主义学派”等等，但他们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各执一词，自成一体。因而“非传统安全还不是一个非常清晰、有公认的定义边界的概念”③。笔者努力勾勒出非传统安全的轮廓。 第一，安全问题的“国内解释”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指向。传统安全着重研究“国家之间”(inter-state)的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则着重研究“国家内部”(intrastate)产生的安全问题以及“跨国家”(trans-state)的安全互动问题。因此，安全问题的“国内解释”越来越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议题。 第二，“非国家主体”及其所带来的挑战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安全研究的是“国家行为体”(state actor)之间的安全互动，把“国家”列入主要的安全威胁，常常与地缘政治密切关联。而这些非“国家主体”常见的有：恐怖组织、极端民族组织、贩毒组织、跨国走私组织、邪教组织以及各式各样的分散零星的反人类封建迷信组织，等等。 第三，“非军事安全”及其造成的安全影响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对象。传统安全侧重研究安全议题中军事安全(military security)，而“非军事安全”之所以成为“安全议题”，是因为他们同样对人类和平、发展与存在价值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不解决这些非军事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就难以享有真正的安全。 第四，“社会安全”“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共同成为非传统安全的维护主体。传统安全倾向于将“国家”作为安全维护主体，界定安全问题的本质是“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其维护内容是主权安全、领土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则倾向于重构安全观念，更多地将“国家、社会、人”视为安全主体和实现安全的目的，更多地将维持安全主体良好存在状态的制度精神、价值观念，维持日常生活，以及免于匮乏和人为迫害等作为基本的安全关涉的内容和目的。 第五，“主体间互动”的复杂过程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当国家的精神、文化、制度及社会方面的“认同危机”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时，“主体间”的“安全认知”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认同”的社会心理下，“安全”拓展为“主体间”复杂互动的“社会安全性”与“体制合理性”重新确认的问题④。从这个意义上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根本话语权的“认同危机”。而在亨廷顿看来，没有比“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更为重要的了。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安全事件其人为性因素越来越占主要方面，明显带有特殊的社会复杂性，宗教、文化、心理等认同因素成为安全的重要变量。这类威胁常常不同于传统的安全威胁，更带有“隐蔽性”“不确定性”“突发性”等特点，其形态更难摸清，威胁波及的边界更难确定，其活动规律也更难把握。 从安全研究的角度看，冷战后的安全研究在不断扩展和深化，超越了原来单纯关注国家间政治与军事互动关系的传统范式，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 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安全”意蕴 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是政治安全，是能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党中央把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作为构建“总体国家安全”格局的重要工作思路，总体国家安全的核心是国家政治安全，内涵是总体安全，回应的正是当下错综复杂的各类安全挑战。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对“政治安全”影响的日益相关与增强，特别是当军事威胁、主权的不安定问题基本免除之后，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因素”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使得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安全的范畴，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叉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