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3)05-0110-07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传播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左联”成立之初，就将“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与批评”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方针[1](P9)，并马上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1932年3月，“左联”改组，专门设立了国际联络委员会，将“指导翻译国际革命普罗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论文”确定为一项主要任务[1](P181)。“左联”的高度重视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译介研究出现了新一轮的热潮，不仅译介的规模而且译介的质量都远远超过了革命文学论争时期。 “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在政治上执行的是国际路线。“左联”的意识很明确：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建设，就要认同一切都是国际性的。所以，“左联”的眼睛一直盯着世界。萧三是“左联”派驻国际的代表。“左联”听命于国际，服从于国际，努力创造条件随时向国际汇报工作，交流情况。在这一政策导向的规约下，在整个“左联”时期，中国文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选择译介，呈现出了鲜明的、追随苏联文艺界文论动向的整体性特征。 早在1931年的秋天，斯大林发表了《论布尔塞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这是给《无产者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斯大林批评了苏联文艺界理论建设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象，强调了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发出了把理论工作推向列宁阶段的号召。以这篇文章为导引，苏联文艺界展开了一场肃清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倾向，把文学理论发展到列宁阶段的斗争。在这场清算活动之中，普列汉诺夫、弗里契、德波林、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论思想受到了批判。1931—1933年，苏联权威刊物《文学遗产》陆续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和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保·恩斯特、敏·考茨基的信。1932年，苏联第一部论述列宁文论思想的专著《列宁与文学》得以出版。1933年，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资料汇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也首次在苏联出版。1932年，联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定解散“拉普”等一切文学团体，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同时，终止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提法，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苏联文学与批评的基本方法。经过以上一些环节，苏联文艺界开始建立了权威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取代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占据苏联文艺界正统地位的普列汉诺夫。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奠基人的地位也逐渐得以确立。 苏联文艺界的动态迅速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注意。中国文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文献译介选择的导向随之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中国文艺界开始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文献的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论文献译介份额开始明显增加。 在我国较早又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文论文献和文艺思想的是瞿秋白。1932年，瞿秋白根据苏联《文学遗产》第1期、第2期的材料，首次将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和致保·恩斯特的两封信译成中文，另外还有致玛·哈克奈斯这封书信的注释性文章——《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同时，他还根据希列尔等苏联学者的考证解释材料，结合当时中国文艺界的现象，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两篇文章。尽管瞿秋白译介的这些文论著作，除《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曾于1933年4月在《现代》第2卷第6期上发表过外，其余都由鲁迅编入《海上述林》，直到1936年才得以面世；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这篇综述性的文章还是将“不应当‘塞勒化’，而应当‘莎士比亚化’”“除开详细细节的真实性，还要表现典型的环境之中的典型的性格”等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文论的主要观点传布给了中国文艺界[2](P6-15)。 瞿秋白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艺问题的几封著名书信及其他一些重要文艺论著也在这一时期陆续译介到中国。1933年6月，陆侃如在《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上发表了他据法文版本翻译的《恩格斯未发表的两封信》(致哈克奈斯、致特里尔)。1933年9月，鲁迅在《现代》第3卷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翻译》一文，其中从日文节译了恩格斯给敏·考茨基信中的一段话，即恩格斯谈社会主义倾向小说对于现实关系真实描写的那段著名的话。1934年，胡风根据日译本全文翻译了这封信，发表在该年12月出版的《译文》第1卷第4期上。1935年11月，上海出版的《文艺群众》第2期刊有恩格斯逝世纪念特辑，发表了易萌翻译的、恩格斯的《易卜生论——给保尔厄斯特的信》与易卓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1936年5月，质文社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该译作是郭沫若参照日本的一篇摘录，从《神圣家族》德文本中直接翻译过来的。这是我国第一部从原文翻译的马克思的文艺论著。1936年8月，《现实文学》第2期发表了何凝译的、恩格斯的《巴尔札克论》。1937年1月，质文社出版了陈北鸥翻译的《作家论》一书，书中收录的《易卜生论》即是恩格斯致保·恩斯特的信。同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赵季芳翻译的《恩格斯等论文学》。书中的《论文学》一篇是译自英文版的恩格斯致敏·考茨基信的后半部分；另一篇《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是根据英文版材料编译而成的文章，引译了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至此，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艺的5封著名书信在我国都有了公开发表的译文，有的书信甚至还曾一译再译。有关文艺的其他文献，虽然还未全部译成中文，但是它们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也已通过一些翻译的研究性的文章比如杨潮翻译的、署名E.TrosChenko的文章《马克思论文学》(1934年9月《文学新地》创刊号)，孟式钧翻译的、席列尔的文章《文学上的浪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1934年8月《当代文学》第1卷第2期)等，而得以传播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