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长期以来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受到人们重视。正如福柯所言，“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注：引自《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出版，88-89页。）然而在当代，文学神圣性正受到不可忽视的消解。一方面，文学生产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走向边缘化。文学生产被视为一种商品生产，逐渐演变为一种麦当劳式的文化工业。正如伊格尔顿宣称的那样：“艺术可以如恩格斯所说，是与经济基础关系最为‘间接’的社会生产，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像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知识方面的实践，一类商品生产。”（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32页。）另一方面，随着电脑网络的发展，网络文学创作日益兴旺。人人都可上网写作，发表作品，网络，使文学创作前所未有地走近了大众，写作，成为一种日常行为，不再是什么大业盛事了。文学生产的网络化与麦当劳化作为当代文学生产中引人注目的两个趋势，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麦当劳：市场经济下的文学生产模式 所谓文学生产的麦当劳化是指在当代工业社会，出于最迅速最有效地生产出符合大众文化市场需求的文学消费品的需要，将文学生产从选题到发行分割成诸个环节，实行工业流水线式的作业。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成为生产文化快餐的工人，读者成为流水线终端的消费者，作品与其说是创作的产物，不如说是出版商、作者与市场合谋的产物，评价文学生产的标准不再是作品的内涵与深度，而是与麦当劳快餐如出一辙的效率与市场原则——即如何在最短时间以最少的资源获取最大利润，如何以标准化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占领文化市场。 文学生产的麦当劳化从80年代便已开始了，然而只是在90年代，这一趋势才日益明显，并发展成一项规模巨大，组织严密的文化产业。市场高利润的回报诱使大批作家投向商业化写作的怀抱，经济因素在文学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直接影响着作者的选材、结构语言……文学生产本来是一种符号再生产，理应遵循与物质生产不同的指导原则，然而现在却蜕变为受市场控制的商品生产，市场价值观成了文学生产的指导原则。1989年1月，魏人、刘毅然、莫言、刘恒等12位作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间作家组织“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在其“海马宣言”中称：“保证质量，讲究信誉，是我们这个文化团体所遵循的信条。”（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36页。）文学生产采用了与商品生产同样的质量与信誉为价值尺度，文学生产不再具备创作过程中必然的不可控、不可预测等特性，作品质量与效果可以明确评估和预料，文学创作实际上已变为操作。在这一操作过程中，读者由于代表着市场而备受重视，作者放弃了传统文学教化观念，以商品意识取代了启蒙意识，自觉地迎合读者的口味。王朔便一再申明，文人无非是用笔写字，编出些故事取悦老百姓的行当。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识地进行了市场细分。王朔便声称：“《渴望》是给老头、老太太、家庭妇女看的，招老百姓掉眼泪儿的。”“《编辑部的故事》不过就是部逗笑开心的通俗喜剧，只载些笑声和轻松。”“我的小说有些是冲着某类读者去的。……《顽主》这一类就冲着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了，男的为主。《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的……”（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34页。）作者失去了对文学的崇高感，沦为文学生产线上的码字工人。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尽管广受好评，主要作者之一王朔却声称：“写前没想那么具体，逮着谁论谁，写到哪算哪……实际上通俗剧不是一种创作，而是操作，是技术活儿。”（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38页。） 如果说作者在麦当劳化的生产模式中已沦为技术工人，那么，出版商的介入则大大加深了这一程度。正是出版商的介入，才使文学生产从手工作坊的操作转为一条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出版社对作品从选题到定作者到宣传发行各个环节进行了有系统的策划，他们不遗余力地运用各种手段，制造市场热点，将作家与作品“隆重地”推向市场。例如，购得《王朔文集》独家版权的华艺出版社在文集上市之时，将150万张王朔画像贴遍京城每一个图书购销点。《废都》推出时，配以“当代金瓶梅”的大型宣传画为号召。（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13页。）而《看上去很美》甚至在书还未出版时便已炒作得沸沸扬扬。出于市场效益的考虑，他们大力发掘有市场前景的作家作品，甚至购买包装作家，直接介入创作。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与周洪签订了大陆第一份购买作家的合同，标志着出版界已进入参与作家创作设计的“包装时代”。（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13页。）此后，陆续有出版社走上了包装作家的道路，所包装的作家一般是有一定号召力的知名作家。到了1999年，皇冠出版社投下巨资推广上市“张小娴”，开了包装无名作家的先河。一时间，张小娴的照片在各大报纸、杂志频频出现，一系列的户外活动与签名会连续举行，张小娴一夜成名，成为书市最走红的作家。（参见《文坛的明星时代要来？》，《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5日。）出版界在影视业实行明星制后，也开始推出自己的“写作明星”。文学作品已发生了歧变，成为一系列谈判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共识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注：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14页。） 文学生产的麦当劳化是有其深厚背景的。首先是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造就了一个广大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据资料显示，当人均国民收入在3000至5000美元时，人们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将呈较大增长。1997年，上海市人均国民收入率先突破3000美元大关。（注：参见李锐《文化艺术怎样走向产业化》，《上海综合经济》1999年第8期。）这就为文学商品化生产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市场经济基础。这一基础将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而更为强大。其次，文学产品的消费与其它产品不同，人们在购买、享用、消耗文艺产品时，影响到它的消费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便是消费者所占有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又称“闲暇时间”，它是在人全部时间中扣除了劳动（含家务劳动）与学习时间、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后余下的时间。马克思将其表述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由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 ，怎么说都行”（注：转引自花建《文艺新学科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版，186页。）。自由时间的增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弗里德曼宣称：“闲暇时间是社会结构中某种变化，某种新的规范，新的社会关系的源泉，它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有助于引导个人和社会集体在时间分配上的意愿和选择，作为一种社会时间，它有着改变社会方式的巨大潜能力量。”（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13页。）我国目前已全面推广了双休日制度，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电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大大缩短了家务劳动时间。所有这一切使人们拥有了更多闲暇，从而拥有了更多的文化消费力和消费欲求。再次，现代大众传媒使大规模的文化生产成为可能。正是现代传媒的复制性为文艺产品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它独有的设置议题功能更是在炒作热点、包装作家、推介作品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正是大众传媒才使阅读变为一种时尚，将大众进一步裹挟进其传播与操纵的大众文化中。它强大的辐射性使大众文化广为传播，个人意识日益趋同，以而弱化了个人独特的艺术感受，造就了一批满足于麦当劳化标准产品的具有相同口味的标准读者。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人们在白天按时抵达各种型号的流水线，完成预定的工作量；返回窝后，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另一种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注：南帆《膨胀的“泡沫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文学生产，在这里彻底走向了麦当劳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