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2-0005-05 话语转换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与传承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主题。话语是“一套在一定的历史时空规限下相互联系的思想，它嵌在文本、言词和各种践行之中，关涉寻找、生产和证实‘真理’的各种程序”[1]81，体现一定社会的文化意识、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话语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并受实践方式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在文化实践“发生—发展—转化”整体运行中既保持了话语的历史连续性，又创生出独特的实践话语体系，实现了由原初话语到新型话语的转换，其意义在于重新诠释历史话语，创生话语类型，使其在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形态，也是一种话语论述，遵循一般话语的生成规律，在社会认同、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社会建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文本话语、精英话语、传统话语和说事话语等几种话语形态并存的局面，随着当代社会的迅速变迁，话语格局已不再是理论话语一枝独秀，也不是少数话语言说者的个体独白，而是在话语类型多样化时代背景下表现出新的话语形态。因此，加强思想观念建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必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 一、从文本话语向生活话语转换 在阐释政治本体和话语连接问题时，拉克劳、墨菲认为，政治背后蕴含着话语主导权，政治本质上是话语政治，它是通过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塑造来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践和传播形式，通常附着在书籍、条文、理论等相互关联的文字网络中，成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主要叙述话语——文本话语。这种话语是在充分的论证和实践批判的基础上，通过纳入理论、学术建制而形成的一种纯粹的理论或学术风格的陈述式表达，表达言者意图，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阐释世界、建构世界。在政治统摄一切领域的社会阶段，政治原则支配着不同的语言、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2]60-62，成为纯粹的静态的语义政治学，表现出明显的权力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因其侧重理论化和抽象化的语言表述，往往在具体的实践中出现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和矛盾，表现在：意识形态理论的宏大叙事以政治统摄形式自上而下组织社会活动，规划非日常世界的精神生产，分割了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忽略了处于社会结构底基的“日常生活”和“微观世界”的建构；“实际上已经抽象掉了人类社会运行和人的生存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丰富性”，也就忽略人的实践、价值和意义的特殊地位的关切，也客观上造成对事物和生活世界的人的自由压制，使文本话语变成了“抽象的原则、原理、教条、规律性、必然性等普遍性知识”[3]10。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生活世界的个性差异、利益多元以及“目的理性”，已经动摇了传统价值规约，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日益处于“脱域”状态，给定的理论范畴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的距离越来越大。实际上，非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世界(包括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形式)的有机统一，才能涵盖人类社会的全部存在域。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生活，仅仅依靠宏大和一般理论层面来解释世界，而是要结合生活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实践性，从严肃和刻板的文本话语中摆脱出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领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从文本到生活的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换，实质上是将理论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的具体经历相结合，浓厚的理性情怀与清新的生活气息相结合。作为人际交往的工具，任何话语系统都表征着人际关系的建立，体现人类共同行为的社会性特征，趋向于主体间的“互动性”，它内在地排斥抽象化和主观化，并且在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中产生意义而非被强加。生活话语就是如此，它注重实践性、社会性和生活化，将话语与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就很重视日常生活领域，认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4]78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把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统一起来[4]。只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所建构的唯物史观，着重强调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日常生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生活话语顾名思义就是日常生活中用于交流的话语，它连接社会历史和时代背景，贴近生活，浅显易懂，在具体的语用情景中，便于人们能够正确理解、合理运用和有效沟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生活转换正如以上所言，它结合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信仰体系以及既有文化结构的变化，试图弥合社会领域的话语隔阂，克服文本的“单向度”话语逻辑，回归日常生活的整体性，面向感性直观、丰富生动的生活世界，注重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深切关怀。“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67者正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主体，“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规定性和内在机制正是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给定的规则等。”[3]7在共有的生活实践和习惯语境中领会话语，能够保持话语意义的连贯性、通约性和有效性。语言内含着社会批判的功能以及话语的交往功能，将话语置于现存的生活世界，恢复话语的生活本源和文化根基，从确证和维护个体的生命价值，以主体间的交往互动，增进对生活话语的认同感，促进文本话语的更新和创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话语将语义嵌入语言行动中，这种“言外行为”(以言行事)风格，有利于克服文本话语的“言内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表意)独立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独白式的、纯逻辑的语言分析的不足，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表意功能和社会功能。 二、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 精英是社会中有着特殊地位与身份的少数阶层，这里仅指政治精英和理论精英。精英话语弥散着权力和知识的味道，话语的“陈述”受到话语主体意志和权威的指示和限定，影响着话语风格和运用方式。政治精英话语通常是以政策的制定、发言稿等形式呈现，因此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倾向，属于政策话语系统。理论精英是有影响力的少数话语个体通过聚拢，以理论话语呼应政策话语，以概念、范畴形式加以概括、升华或转化，使之自成体系，保证一定逻辑性、抽象性和知识性。精英话语的言说机制是管理层掌控话语领导权和话语类型，通过话语的规范整合，引导话语个体(社会大众)的话语陈述和应用，通过知识规训过程实现思想控制。但是，这种精英版本的话语总是保持着一种社会强势群体的政治身份姿态和选择“宏大叙事”策略的个体独白式的优越。随着社会转型，在网络化和信息化时代，一元与多元、共性与个性、反叛与接受、创新与自保、理想与现实等等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不断消解精英话语权威，社会大众越来越难以承接一成不变的“嵌入式”的意识形态内容，“尽管他们还在不断言语，但无人聆听，没有对话”[5]1，这些话语“只是以抽象的、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的形态或方式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理论和精神的流动之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的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结构、图式、活动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植入、嵌入、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3]12，实际上是精英与大众共同话语的缺失，已经不能达成思想共识和意义共享。社会大众受到异质文化的“话语”、“风格”和“类型”的影响，不断对主导话语怀疑、抵触和否定，衍生出异于意识形态话语空间的意义争夺的“反话语空间”，正如汉特·阿伦特指出的：“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协调行动时，权力就产生了。”[6]68大众产生的恰恰是易于主导性话语的反话语权，“‘反话语’致力于在主导性话语所建构的权力关系之外重新建构一种对抗性的话语陈述系统，即重新解释世界并赋予其特定意义，进而对主导性霸权话语所形成的合法性发起质疑和拷问，重新赋予环境系统另外一种隐形而共享的话语秩序和解释意义，因此形成了一种话语性的空间对抗关系”[7]163。这种话语，也如其他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螺旋式”上升，并在文化话语创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相对封闭条件下形成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话语已经难以控制局面。走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的重要策略，就要实现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