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2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272(2012)02-0182-04 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1]强调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关系；2011年初，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该纲要突出了“坚持德育为先”这一战略主题，提出要“创新德育形式，丰富德育内容”。[2]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看待德育形式的创新以及德育内容的更新，我们可以发现，当今大学德育教育中尚欠缺生态道德的内容，滞后于湖南省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本文立足于贯彻中共十七中全会“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精神，围绕《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创新德育形式，丰富德育内容”的战略主题，提出在大学德育教育中丰富生态道德教育内容的主张，以期引导大学生树立生态道德，形成对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意识，从而为湖南省生态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生态道德教育应成为大学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 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成果带给人类社会空前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繁荣，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竞相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使“人定胜天”和“征服自然”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工业化时代形成的道德观念，使人类产生了多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生态损害和环境破坏，催生了生态危机时代。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终于携起手来，开始探索生态文明道路，弘扬生态道德，发展生态文化。 伴随着生态文化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日渐深入人心。20世纪六七十年代，肇始于美国大学校园的声势浩大的“草根”环境保护运动在西方国家登上历史舞台，环境主义和反消费主义、反战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共同成长起来了，并汇合成为占当时美国人口一半的年龄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反主流文化价值和结构的运动。[3]这一运动在1970年4月22日终于演变成为了一场席卷美国中小学和大学的、由一系列的示威、演讲会和其他提高公民环境意识的事件构成的“地球日”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欧美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理性认识。[3]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制定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第一次向全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87年，挪威王国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给“可持续发展”下了一个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4]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举世闻名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这次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理念变成了各国、各地区政府的行动计划。世界各国将《21世纪议程》作为本国的指导原则，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付诸行动。1994年3月25日，中国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第20章的“科技界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中提出“新的科技工作职业道德和规则以可持续发展观念为伦理学依据”，“加强和建立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道德的各级咨询组织，发展科技界和社会公众共同的价值体系，建立与自然相互和谐的新行为规范，为统一的行动奠定基础”。[5]这一行动方案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我国政府已将生态道德教育提上了道德教育议程。 大学德育教育一直是我国开展国民道德教育的主阵地。长期以来，大学德育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处理、集体主义精神的弘扬和人类整体的延续问题。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延续，既是人类的社会属性，也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和其他非人类生物所遵循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不同，人类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生存，且任何一个人类个体都负有对人类群体的生存和延续负责的道德义务，而这一点正是人类之所以为能够成为自然环境主宰者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来看，仅仅弘扬对整体的生存和延续负责的道德理念是远远不够的。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延续还必须建立在一个能够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基础之上，需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当今的大学德育教育，恰恰忽略了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道德义务纳入大学德育教科书中。其实，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王淑军早就关注了这一问题。他提出，早在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部的前身)与教育部共同组织过一次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人应征服自然来谋求幸福”，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对环境变化趋势表示乐观，仅仅8.3%的被调查者较多地参与了环保活动。[6]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周谷平和朱绍英也意识到，“帮助学生学会判断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是非善恶，正确选择、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最终通过人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无疑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俞国良则更直接地对我国现行学校德育教育提出了批评。他批评道： 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德育内容主要围绕如何处理人与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关系组织的，而相对忽略了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包括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的教育内容。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环境教育就已经起步，但也基本上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而没有自觉地把其纳入到德育内容中、渗透进学校的各个环节里，更谈不上对塑造“理性生态人”最为重要的情感体验、习惯养成及价值观的培养。[6] 很显然，体现生态道德教育内容的大学德育教育，更加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主题，并将极大地激发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创造活力，理应成为大学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文认为，在大学德育教育中增加生态道德教育内容的时代条件已经成熟。 二、生态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道德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适应的一种新型道德，兼顾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道德关系两个方面，尤其是将人与人的道德关系拓展到当今世代人类与未来世代人类的道德关系，并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视为双向影响和制约的平行发展，[7]从生态系统整体的角度去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思维方式、思想境界、价值取向和行动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道德是人类对工业化时代的道德传统的否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实现了古老道德传统的复苏、回归与升华。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传统为特征的生态文化传统。中国生态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儒、道、佛。儒家“天人合一”的主张，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儒家学说要求人们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既倡导自强不息，又倡导厚德载物，强调天道与人道合一，从家庭道德、社会道德扩展到了生态道德，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化精神。道家学说尊重自然规律和顺应自然，塑造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文化意境。佛教学说善待万物，体现了慈悲为怀的生态文化精神。儒道佛学说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对当代中国人应对生态危机、推动生态文明、开展德育教育、发展生态文化是十分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