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是当前文坛一支非常活跃也非常有争议的力量。本文尝试从价值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大众文学各种受争议性质的根本由来及消弭这些争议的可能性。 中国有关大众文学的争论，无论是关于其表现形态、艺术特质、社会功能效应还是关于其在人类整体精神活动中价值地位的诸多不同意见，最终大抵都可以归结为“大众文学应该是什么”的观念之争。而从立论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来分析，中国人文思想界界定“大众文学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形态总体可析分为政治型、启蒙型、商业型三种基本的类型。就是说，中国文学界、思想界谈论大众文学，肯定（或质疑）其根本性价值作用的基石大抵都离不开政治性立场、启蒙、商业文化三个尺度。现实中大众文学的创作，从价值命意来说也基本与这三方面的尺度有关①。 一 持政治型大众文学观念的论者，一般以政治为本位，从政治的角度强调大众在社会体系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肯定一种与特定政治理念形成紧密互动关系的、面向一般社会大众的文学活动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大众文学发展史上，这种政治的角度是有特指的，它多与拯救民族国家危亡的意识联系在一起，后来，又较多融入了建设现代民主国家体制等方面的内容。这是在我国影响最大的一种大众文学观念。 政治型大众文学观念的诞生最早可追溯至晚清末年。这个时期虽还没有明确提出“大众文学”的概念，但梁启超等人的有关倡议却为日后中国大众文学观念尤其是政治型大众文学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调。他们认为：如欲救亡，必先发动民众；如欲发动民众，必先为其提供精神食粮。文学之意义因此凸显：小说文体具有不可思议的“支配人道”的魔力，“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②。尽管在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认识中，大众的身份还比较含混，但经过他们的鼓吹，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妇女、童孺③这些原来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完全与文学无关的人群，已与文学形成了某种必然的关系。文学再也不是极少数文人雅士独占的特权阶级的领地了。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实政治中的救亡主题转换成了其他的政治主题，但这种关于大众与文学、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却被人们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具有文学本体论意味的观念传承了下来。 “大众文学”这个概念从含混走向明确并流行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域”，则应归功于左翼知识分子的努力。 左翼知识分子所谈论的“大众文学”通常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强调：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产生了文学形态方面的完全对立，故而在文学领域，无产阶级也需创造一种完全新型的文学形式来彻底取代陈腐的资产阶级文学及其他一切没落腐朽阶级的文学。这种新型的文学形式即“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学，亦即大众文艺。 但如何在实际的创作中来实现大众的这种决定作用却有着不容回避的现实困难。当时的一般中国大众基本上是文盲，依靠他们来创作“大众文学”是不可能的，绝大部分的作家则明显不属于“大众”之列。而根据政治上的信念，人们又不能承认一般“市井文侩投机的时事小说，武侠小说”④为理想的大众文学范本。如何来解决这种矛盾状况呢？ 当时的思想者设想了许多解决方案，其核心的方案其实无非三种。第一种是在政治上一般地同意大众的地位，而把现实中的大众看成是从文化知识到政治追求上都亟待启蒙的一个团体，恰如魏金枝所说的：“我们断不能完全跟着大众而化。盖所谓大众，我们必须承认，它乃由于几千百年封建思想以及一切布尔乔亚的压迫及熏陶而来，其意识上往往潜受了许多麻醉。”⑤另一种强调政治优先，文学价值从属于政治价值，认为政治价值高了，文学的价值自然就高。华蒂（叶以群）说道：“他们（即资产阶级——引者按）要使文学脱离大众，要使文学成为他们的专有品——也就是要使文学成为拥护他们的统治的工具，所以故意造出这种骗人的文学之‘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分离论——二元论。实际上，‘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合一的，一元的，文学作品正因为有了‘社会价值’才有‘艺术价值’，否则就根本没有‘艺术价值’的存在。文学大众化是加强文学之‘社会价值’的唯一的路径；所以不但不致伤害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反之，正是提高其‘艺术价值’的方法。”⑥还有一种则持乐观的态度看待大众文学的未来。他们认为大众之中本来就包含着伟大的文学种子。“文学的‘大众化’，既说是由少数的特权者手里解放出来，归到‘大众’的本身，那么，多数人的文学，或在多数中拣选出来的文学者所写的文学，当然会比少数人的陈腐的作品高明得多。”⑦“工人青年之中将要发现很多意料之外的天才，渐渐的他们会变成主体。”⑧瞿秋白、郑振铎、潘梓年等都持有这类观点。 在大众文艺问题讨论的早期，上述的第一种方案得到了较多的同情，它吸引了大部分无法忘记“五四”启蒙主题的革命青年和左翼知识分子。但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伴随着在政治上发动群众的任务趋于紧迫，除了胡风等少数几人，大部分左翼思想者在后来渐渐放弃了对文学启蒙作用的强调，转而主要从政治作用的一面来谈论大众文学的作用了⑨。这一点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后发展到了最高峰。 从大众文学观念的发展情况看，《讲话》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一，《讲话》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以阶级分析的思路较细密地论述了文艺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第二，《讲话》通过对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将大众文艺确立为一种美学的标准。毛泽东虽然并未完全否定文学趣味自由的问题，但他毕竟更多肯定的是“下里巴人”之类的作品。由此，大众化的美学趣味便不简单是一种美学的趣味问题了，而直接涉及政治立场正确与否。第三，《讲话》还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大众文艺的基本创作原则：为政治服务，表现人民大众感兴趣的话题，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毛泽东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反映共产党的政治要求当然就是为人民服务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了。第四，《讲话》也注意到了大众文艺的启蒙作用：“工农兵……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⑩不过，在后来的文艺发展过程中，执行者多将启蒙简单地理解成了“政治启蒙”，忽视了民众内在精神启蒙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