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5-0106-04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道德教育实践和对道德教育规律认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有其自身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但其合理成分对当前高校的德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1.“德教为先”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德教为先”的道德教育思想，强调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在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关系上，要坚持以德教为主的原则；在学校教育中，在德育与文化知识教育的关系上，则强调要坚持以德育为首位的原则。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1]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意思是说，从政时，你用政令和刑罚来压服，那么百姓可以做到不犯罪，但是并不能使他有羞耻之心；如果你用道德来教化他，用礼来引导他，那么他就不会犯罪，并且有了羞耻之心。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也就是说，只要以仁德治国，就能化难为易，广泛地赢得民心。所以儒家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在于道德教化，“善政”不如“善教”，道德教化是为政的根本。为了实现对国家管理和对人民的统治、治理，孔子竭力主张“以德教民”，对庶民百姓广施教化，要“道之以德”，反对“不教而诛”的管理方法。我国古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造就“修己治人”的治术之才，即培养从事国家管理的士，以至“尽伦尽制”的圣人、君子，故孔子曰：“君子怀德。”[3]“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4]也就是说，君子经常所想的就是道德，君子要专力道德教育与修养这一根本方面，根本方面树立了，仁道之德也就由此而生了。对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关系，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存余力，则以学文。”[4]也就是说，第一位是道德教育，第二位才是知识教育，要把道德教育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 2.“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强调“德教为先”，把德育放在“治世”和“治学”的首要位置，企图通过“文、行、忠、信”的教育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同时又强调“德教”的目的是启发人们内心的道德自觉，加强自我修养，完善个人品格，自身修养与锻炼是实现“德教”目的、形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根本途径。 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自我道德修养问题，尤以儒家学派对修养问题阐发得最丰富、最深刻、最一以贯之，使之几乎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修身为本”[5]是儒家对道德人格培养问题的基本定位，孔子最早对其进行系统阐发，以后历代思想家根据不同的社会状况，吸取其他派别的观点，使其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孔子认为要成为“仁人”，必先“修己”，“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认为只有修养好自己的品德，才能使家人安乐，使百姓得到安定。孟子将孔子的“修己”明确发展为“修身”说，并提出“身为本”的论点：“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6]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乃天下、国家、家之“本”，“修身”就是“正本”，从而直接开启了《大学》“修身为本”的思想观念。《大学》中明确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大学》还设计了人生修养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谓“修身”就是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理性自觉，进行自我品行的冶炼，涵养德行，实现理想人格，即所谓“吾欲仁，斯仁至矣”。[7]充分肯定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承认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只要自觉地致力于提高自身价值，立志向善，就一定能够成就一个“成仁”和“取义”的道德高尚的人。儒家认为自我修养的关键在于内心自觉、严以律己，并提出了诸如修己、克己、自省、自反、慎独、改过自新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性的原则和方法。同时指出，“修身”不是“独善其身”，修己与“敬”、“安人”、“百姓”密切相关，“修身”就是要达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3.“知行合一”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在知行观上总的思想倾向是强调知行合一，认为从道德学习的全过程来看，“知”和“行”成为人们认识客观道德原则和礼仪规范的两个主要环节，知而不行不可，行而不知也不可。知行不仅相须而且相互为用。诚如王夫之所说：“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8]肯定知与行各有功效，相资互用。“知”是道德认识阶段，“知者，知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知道之所旨，知德之所归也。知者，行之先导也。”“知是行的主义”，“知是行之始”。[9]所以孔子强调学生要“知德”、“知仁”、“知礼”、“学道”、“适道”，“未知，焉得仁？”；[10]还说：“有德者必有言，”[5]说明欲明道知德，应先从有德者之言入手，对道德规范有所认识。只有有了丰富的道德知识，才能分辨善恶、是非、荣辱，才能不迷惑，即所谓“知者不惑”。[11]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强调知德的同时，特别强调“行”高于并优于“知”，认为“行”比“知”更重要，“行”是德的归结，“德”不能离开“行”。朱熹说：“知、行常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2]荀子说，“学至于行而后止。”[13]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5]“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3]“敏于事而慎于言”。[4]墨子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14]所以提倡重行，强调把“力行”、“躬行”、“笃行”作为道德修养的重心。“力行”、“躬行”实际上就是“践履”，“履，德之基也”，[15]指亲身道德实践，道德理论见之于道德实践。“道虽弥，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16]因此，衡量一个人品德的好坏，不但要“听其言”，更应“观其行”，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道德的标准不在于他懂得多少道德知识和拥有多少道德智慧，而在于他能否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诚心诚意地进行道德践履，只有“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才是真正道德高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