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曾经是刚刚过去的1995年的一个重要话题。知识分子的分化与选择，使这场疏远了政治话语，避开了权力中心，而在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产生的激烈论战，具有相当的规模，相当的声势，也成为每一个关心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知识分子现状的人的无可回避的斯芬克思之谜。无论是直接的介入，是间接地敲边鼓，还是在静默中进行有关的思考，都是一种参与。 2.80年代是重思想重文化的时代，需要用精神的力量，使一个民族从十年浩劫的大失败大痛苦的回味中超拔出来，振奋精神，为了一个新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以思想启蒙和精神塑造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的鼓手、民众的导师，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一篇小说，一部电影，一本书，都可以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是，90年代的社会现实，市场经济初期的种种情状，却使曾经为改革开放前驱呐喊的知识分子目瞪口呆，困惑不解，乃至痛心疾首，无法适应。他们在80年代所能设想所能希望的，与90年代的改革开放深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有多大，他们的心理落差就有多大，他们的失落和失望就有多大。 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与现实的反差，知识分子在重新思考现实与自我的时候，才会产生新的反省，新的自我确认，产生当前的分化和关于人文精神的论战。由于主观视野的偏狭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场论争有着种种的不足和缺憾，许多具体的命题都有待廓清和深化。但是，跳出这论战中的具体是非，它毕竟可以给我们以相当的启示，激发我们的思考。 3.撇开这场论争的诸多头绪，它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90年代社会发展的新现象，以及如何确定这新形势下知识分子自身的位置。 先说前一点，对现实的评估。 由此，就不能不看到论争双方所犯的共同性的错误，即思维和评价方法的简单化。论争者面对现实，都是不加分析地确认其为市场经济，然后进行各自的褒贬的。90年代的社会现状，出现了许多嘈杂和混乱，出现了诸多令人感到担忧和愤怒的情况。这是无须讳言的。商品化对精神的侵蚀，社会道德的降低和国民素质的真实水平，都是这一时期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现实无法回避，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它。非常有趣的是，倡导人文精神的，和对人文精神持非议的，都是把这些社会弊端简单地与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的转型直接联系起来，然后加以褒贬。赞成人文精神的，对拜金主义的批判，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批判，又往往导向偏激和愤世嫉俗，进而发出强烈的感叹，带有各种弊端的现代化，即使来了，还不如没有。否定人文精神的同样是把现实的不如人意都看作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而害怕人们在泼污水的时候，连市场经济的婴儿一同抛弃；还有的乐观主义者则预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将会产生出克服其自身弊端的抗体和免疫力。当他们对人文精神加以驳难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在为了维护人民大众的现实和享受大众化的权利而斗争。 是的，90年代，出现了许多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丑陋和污秽的社会现象。但是，它们未必都应该算在市场经济的帐目表上。市场经济，在中国的90年代，只不过是它的初始化时期，它并没有真正地成为时代的主角，也很难说它有足够的能力为现实负责。比如说，人们所乐观地判断的，由市场经济、商业社会造成的与政治权威分庭抗礼、使社会多元化的局面，其实并没有形成，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乃至主宰作用，仍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在行政权力把它的许多领地向市场和商业机制移交的过程中，二者之间尚未相互吻合，而是出现许多的交叉地带和断裂脱轨，或者多头管理各衷一是，或者无人问津形成空白地带。许多的丑恶现象，比如说腐败，与其说它要记在市场经济的帐目上，不如说它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更密切。再比如，社会伦理道德的水准下降，今日为甚，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的肇始，仍然要从十年内乱、人人自危的时候算起，加上社会上的监督和执法、奖善和惩恶的机制的不健全，张扬正气和打击邪恶性的力度不足，关系网、裙带风的蔓延乃至方方面面。凡此种种，哪里是尚处于幼稚的初创阶段的市场经济能够担当得起，并为之承受恶名的？ 反之亦然。那些反对用人文精神的倡导干预现实，而相信市场经济自身的完善能力的，未免把市场经济神化和理想化了。前面说过，90年代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同样地，来自行政力量的干预，也会对它形成决定性的影响；此其一。商业社会的发展，按照我们所接受的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是需要工具理性和勤劳禁欲的社会共识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却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爆发出来的普遍的盲目性都一再地把本来应该按规则守秩序的商业行为变成盲目性投机性很强的“群众运动”；还有远远地超过经济发展现状的超前消费、穷奢极欲、夸豪斗富，一方面是造成财力物力的严重浪费，一方面是加剧本来已经很明显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心理的恶化和畸变，大有从内部销蚀和毁灭市场经济的潜在威胁，此其二。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社会矛盾，仍然有其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疾病，这是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近代的思想家那里就开始持续不缀的批判的，焉能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思维逻辑，以偏盖全，绝对肯定？此其三。 4.与对社会现实的评价相关联的，是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位置的重新选择。 由思想的解放为实际的行动，改革开放的风帆又一次鼓荡起来，而且是经过8、90年代之交的低迷和徘徊之后，这不能不使知识分子再次振奋，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的岗位。但是，90年代不是80年代的重演，社会导师的神圣和殉道者的崇高，在新的时代潮流中被粉碎——还是那句话，知识分子的信念被粉碎，首选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不够坚定，先前的信念不是建立在健全的理性基础上，而是凭依朦胧的情感和外在的灌输。文人还会受尊重吗？工商时代文人何为？这些问题的提出，正是表现失去自信力以后的新的困惑和选择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