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2)02-0057-12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22.02.007 研究中国文学，按照学术惯例先要对研究对象“释名以彰义”，继之方可“敷理以举统”①。然而，关于何为“中国文学”，或者说“中国”语境下的“文学”及其“观念”如何释名如何彰义，又如何敷理如何举统，学界至今未能达成共识。20世纪初，既有章太炎将“文学”与“文字学”相提并论而无所不包的文学观②，也有章门弟子黄侃从《文心雕龙》所释出的“文实有专美”③和鲁迅从日本所拿来的“文学的自觉”④。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借用朱自清的说法，是舶来西方的“名”以应对中国的“实”，责“实”以“名”之后，将“中国文学”一分为二：合于外来之“名”者称之为纯文学(或“文”或审美的文学)，溢出外来之“名”者称之为杂文学(或“笔”或实用的文学)。循着“纯”“杂”二分的逻辑，必然导出这样的问题：中国文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纯”的，或者说“文学”在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觉”或者“独立”的。这个问题从20世纪讨论到21世纪，代表性观点有“春秋说”⑤、“两汉说”⑥、“魏晋说”⑦、“宋齐说”⑧和“五四说”⑨等等。从“春秋”到“五四”，“文学”一直在“自觉”或“独立”，也一直没有“自觉”或“独立”。问题还在争论之中，比如《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2015年开始讨论“‘文学的自觉’是不是伪命题”⑩，到了2020年仍在讨论“也说中国文学的自觉”(11)。 老问题并未解决，新问题已然出现：网络文学、非虚构文学乃至人工智能填出的词写出的诗算不算“文学”？文化研究“浸入”文学之后导致文学的破界或突围，界外或围外的文学还是不是“文学”？文学及文论关键词之中有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2)，这些词汇还是不是“文学”关键词？诸如此类的“新问题”，看似缘于数字化、全球化、后现代等21世纪的时代语境，但根子还是在20世纪，还是源于20世纪的老问题：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观念的特征是什么？老问题与新问题互为因果，要解决本世纪的新问题，还是要回到上世纪的老问题。 上世纪40年代，朱自清在谈到“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名称时指出：“‘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13)“文学批评”一语是舶来的，文学观念也是舶来的。用舶来的西方观念阐释中国本土的文学，这是“老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从发生学层面论，中国文学观念源自中国文学史事实，“观念”与“历史”理应对接，否则“观念”无法有效地阐明“历史”，“历史”也无法有效地证明“观念”。用舶来的西方观念为圭臬和范围，来选择和阐释中国本土问题，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其一，为了与舶来的观念相吻和，势必选择甚至改写历史，于是本土历史的真实性就丢失了；其二，被选择或改写的本土历史，因其真实性的丢失，当它被用来证明舶来的观念时，它其实变成了“伪证”，使原本无效的不合法的观念在本土获得一种虚假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更为致命的是，“观念”一旦与“历史”相互悖离，则“观念”既不能有效地说明“历史”，也不能有效地说明“当下”。原因很简单，中国文学观念的“历史”与“当下”发生在同一个空间——中国。 朱自清说中国文学史上“‘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14)，而“诗言志”出自《尚书》；《诗经》是中国文学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而《诗经》为五经之首。这种诗学与经学的兼和兼成，在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史上具有某种象征意味。朱自清写过一篇《什么是文学》，他的回答是“答案很多，却都不能成为定论”，甚至说“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定论，因为文学的定义得根据文学作品，而作品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由此，朱自清举例说：“我们说文学是抒情的，但是像宋代说理的诗，十八世纪英国说理的诗，似乎也不得不算是文学。又如我们说文学是文学，跟别的文章不一样，然而就像在中国的传统里，经史子集都可以算是文学。”(15)说“经史子集都可以算是文学”已涉及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而强调“在中国的传统里”则明示“观念”须与“历史”对接。如何“在中国的传统里”实现“观念”与“历史”的对接，如何在真实的历史演变中建立起真实的文学观念，如何楬橥中国文学观念兼性特征的历史意蕴及当代价值，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并回答的。 一、天行一道 讨论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势必要提及《论语》的“文学，子游、子夏”和《世说新语》关于“文学”的语用。范仲淹《选任贤能论》对“文学，子游、子夏”的解释是：“经纬天地曰文，礼乐典章之谓也。游、夏能述之者也。”(16)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解释则是：“此处所谓‘文学’，其义即广漠无垠；盖是一切书籍，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者。”(17)郭著强调“文学”的广漠无垠、包括一切之兼性，范文则强调“文学”的经纬天地、典章礼乐之价值。《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共104则，以马融、郑玄开篇，以桓玄、羊孚终章，所叙之事，既有儒、道、释、玄各派之人，亦有诗、赋、赞、论各体之文，更有“天人之际”、“才性四本”、“声无哀乐”、“有情无情”各家之论，各派、各体、各家均指向天地之“道”。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自然包括了孔门四科之中的“文学”；《庄子·天下篇》所礼赞的“古之道术”更是六通四辟、无所不包。后之论“文”者，从刘安的“原道”到刘勰的“宗经”，从韩愈的“文以载道”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其文学观念的兼性言说皆指向天地之道。 “原道”是中国文学的根本观念，这里的“原”是一个动词，它昭示或彰显的是一种文化行为：要追溯人文之元。“人文之元”的“元”是一个名词，其义有二——作为宇宙之始的“源”与作为神理之始的“原”，前者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源头”，后者则我们今天所讲的“元理论”。文学是用来言志的，又因孔子有“志于道”一语，故“由言志而言道，乃我国文学思想上一大枢纽”(18)。《周易·贲卦·彖传》有“文明以止，人文也”，故志于道者必止于道也。天行一道，道显为文，中国文学观念关于“文”与“道”之关系的表述可以概括为：文源于道与原于道，文志于道与止于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