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是二战后在美国社会兴起的一种以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和出现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为平衡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而去适应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对外进行扩张的需要。利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手段向我国传播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兜售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获取经济利益和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综合分析消费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状况，我们可以发现，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传统的攀比从众心理是消费主义扩散盛行的现实基础 消费水平的提高，需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整体收入水平大大提高，这就为消费更多数量、更好质量的产品提供了可能。同时，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指导下，一部分人有效地利用了社会环境因素，或是凭借突出的个人素质，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经营，或是利用政策漏洞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先富群体中的一员。经济上的丰裕导致社会地位的提升，使他们成为一般公众艳羡、追逐的目标。为了凸显自己的地位和不俗的经济能力，他们意图通过自己的高消费来进一步获得社会的认同，成为引导消费潮流的先驱。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条件下，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是理所当然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的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78元增加到了2002年的8184元，增长了21.6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居民的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人均184元增加到了2002年的3791元，增长了20.6倍。[1] 居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其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消费和享受生活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但是，任何行为的产生都离不开思想的动因。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产生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在我国传播和扩散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心理支持，传统的攀比、从众心理使得一般民众产生了高于实际消费需要的心理需求，进而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看，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彼此会发生相互影响，产生连锁性的心理反应，形成模仿、流行、补偿、舆论、流言、暗示和竞赛等社会心理现象，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正是这些心理使得人们在消费的时候，不再考虑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和消费能力，不再考虑自己的消费需要而去追求社会流行的消费时尚，去模仿别人的消费方式甚至没有理由地与邻居、同事和朋友在消费方面进行攀比。并因为自己在消费生活上的不输于人、高于人而获得心理的畸形满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畸形的社会心理有相当的交叉感染性，使得一般人向先富群体看齐，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看齐，从而形成普遍的消费动机。 然而，在消费领域的任何竞争、攀比、从众都应根据个人的经济实际情况，而不能背离社会文明的要求。这种从众、模仿、攀比甚至斗富的心理使人们常常处于一种竞争的张力中，情绪激动紧张，精神负担很重，不利于人自身的健康和发展。更糟糕的是，成人的消费主义观念和消费行为在潜移默化、日积月累中感染和诱导孩子，使青少年过早地贴上了媚俗的标签，打上世俗的烙印，使得孩子从小就在与同伴间进行各种消费行为的比较，向往着大把花钱、随心所欲的消费生活，使得广大青少年不断向高消费者看齐，向社会流行的事物和时尚靠近。渐渐地他们把提高消费能力作为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从而在深层次上影响了他们生活理念和价值导向。正是由于这种攀比斗富、盲目从众的心理，形成了消费主义传播的心理动因，促进了消费主义的蔓延。 所以，消费主义在我国传播，既有经济发展消费能力提高的经济原因，又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现实基础。 二、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消费的极端化理解是消费主义扩散盛行的理论依据 关于消费的作用，不同时代、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新教伦理主张禁欲，反对消费。而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理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则强调消费对于生产、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种消费理论各有市场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我国历来商品经济不发达，国家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驾驭正处于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尤其是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关系问题，更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理论进行探索。由于消费问题事关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事关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因此理论界的每一次讨论都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带来宏观政策的一定变化。特别是经济转型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出现生产和消费的不均衡矛盾时，一些学者提出采纳西方国家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消费主义做法。他们对“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不消费就衰退”、“高消费促进高发展”等西方国家的消费主义的主张大加褒扬。有的学者甚至主张把西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援引过来，提倡高消费，提倡“用未来的钱”的超常规消费，提倡“舶来主义”的洋化消费。 理论的偏向带来实践的误区。以上的理论主张很快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流行起来。首先将西方消费主义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他们无视我国与西方国家巨大的资源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打着引进外资的旗号，上马一些奢侈工程，如占地面积甚广的高尔夫球场、狩猎场等。结果进出其间的大都是大款和社会名流，以及一些“权力寻租”的政府官员。一些地方政策制定者甚至认为，正是这些奢侈娱乐场所的修建，正是这些新贵和名流的高消费、奢侈消费行为，才给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些地方甚至试图打国家政策的“擦边球”，划出所谓的“红灯区”来满足一些新富阶层和政府官员的畸形需要。新富阶层和政府官员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不仅腐蚀着社会的正常躯体、污染着社会风气，而且给老百姓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了不良的消费示范，使他们误认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和最高的价值追求，从而模仿这些奢侈、洋化的生活方式，体验这些奢靡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快感和心理满足，从而导致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广泛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