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出现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既是一个料所不及的“梦”，也使中国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市场经济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情，特别是当人们将关注的视角转向当代社会道德生活的时候，不免有褒贬不一的争执，更有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依赖与诉求。事实上，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问题，必须回答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我以为正确的回答，应当是彼此相互诉求的。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理想启蒙于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寻找并试图重构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基础；但中国现代化的实质性启动却推迟到20世纪80年代，这场以经济改革为基点的社会变革实质性地触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 相当时期以来，在中国人的语境中，市场经济与道德是一种对立的关联。当人们谈市场经济的特性本质时，“道德”被视为一种限制、束缚，因为道德所强调的关系、和谐之价值与市场经济所指向的独立、竞争之价值似乎是完全相悖的；当人们讨论道德滑坡、堕落时，市场经济亦成为其孽源。解开这扭曲的关联性，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即用什么文本和视角来解读。杜维明教授在分析不同文明对话的必要性时说：“有人问我为何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我的回答是为何欧洲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至今尚没统一。问题是以什么作为典范来考问对方。”[1](P37)因此，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形式对立的角度来拷问。 其一，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反叛。市场经济的兴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就市场经济的自然本性而言，它要求生产要素（生产者、生产资料和产品）最大程度地自由流动，这必然造成个人和企业的独立化和自由竞争，并导致异质单位的有机组合。这种“市场范式”对建立在由血缘、地缘和由依附群体为基础的同质社会及其伦理关系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或者说是一种反叛。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反叛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其必然性在于，人类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不是一种自在的自然存在，它与变化发展中的经济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没有市场经济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孕育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为现代独立人格的发展开拓新的空间，毫无疑问，这是积极的、发展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已深刻揭示了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考察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亦有这样的基本信念，即认为经济力量与价值取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把二者比喻为火车头和铁轨的关系，火车头是火车前进的动力，其力量的大小决定火车速度的快慢。其必要性在于，伦理道德作为人类的一种价值选择，它应当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使之保持源源不断的内驱力，否则这种道德亦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价值。所以，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历史“反叛”正是发展道德的历史动力。当然，对于我国现代化曲折的历史进程来说，这种确认又是十分困难和痛苦的。因为一方面经济层面的跨越式推进，使得道德的“惯性”在急刹车中脱轨，人们突感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按一些学者的说法，我们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用20多年的时间走了先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几百年的路，如果经济意义上的“卡夫丁峡谷”有跨越可能性的话，那么，文化、精神意义上的跨越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指标，或者说是更困难，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 其二，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诉求。西方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都把现代化定义为理性化的过程，这主要来源于韦伯的理论。韦伯看到了工具理性对资本主义兴起的价值，也看到价值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消解，所以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带有深恶痛绝之感。在现代化等同于理性化的典范下，道德对市场经济来说基本是古老的说教或多余的精神奢侈，甚至是与市场经济趋向完全不相容的幻想。这种预设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特殊背景中与文化前提上更显突出。因为在直观的意义上，不少人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滞后原因，归结为工具理性的匮乏和泛道德主义的影响，顺此逻辑，反道德成为回归“理性”的必由归宿。 毫无疑问，在西方文化的脉络里，理性主义具有较深厚的传统，但西方理性主义的内涵诠释，是把道德作为理性的应有之义的。其实，在康德哲学中，他已提出人类靠先天认知能力和感觉经验可以获得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但这种先天认知能力和感觉经验充其量只能使人类知道“我们能知道什么”，而不能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追随康德路线的科尔柏格认为，一个人的理性决断是道德成长的表征，理性的判断乃至判断的决心都是道德成长的指标。根据这个指标，在对某人偷药给妻子治病是否应该治罪的假设回应中，他得到的结论是男孩的道德成长高于同龄的女孩。因为多数的男孩都说偷了钱应该治罪，或他对太太不错而不应该治罪；女孩基本不做正面回答，而是给予各种同情的假设。在科尔柏格的这个判断中，他并不是把道德看成理性的对立物，而是理性的结果，但同时他认为理性决断能力又是道德成长水平的衡量尺度，因此由于女孩的理性决断不如男孩，所以其道德成长水平低于男孩。这个“理性判断”的结果显然是有问题的，即道德是否直接等同于认知理性，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能否直接用理性加以解释等等，而这些问题恰好是传统理性主义不断遭遇批判的症结所在。的确，理性是人类特有的高级思维方式，但理性并不是惟一解释世界的方式；理性代表人类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但价值判断并不只取决于理性。于是，哈贝马斯在追问现代性批判的过程中，试图重建现代性。哈贝马斯看到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已失去传统的理想和权威，因为超验意义上的那种全知全能的理性已经失落，理性不再是超越人类生活的主宰，而是人类生活方式之一，因此他将重点转移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过程的研究上。我们且不评价哈贝马斯的沟通方式与实质是否合理，但这个价值取向本身对于重新审视伦理在现代性重建中的价值是十分有启示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