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独白： 有一个话题在知识者中间传递：关于知识者的生存困境，关于知识者的精神立场，等等和等等。大家围绕它，展开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思想交谈。就像围绕着冬夜的篝火，彼此进行些精神取暖。尽管旁听席上没有了旁听者。 也许就在屋外，涌动着大众集市般喧嚣的话语和庸碌的身影。知识者不耐烦的眼神，表明他们已经感受到这种喧嚣的压迫。其实，在交谈关于知识者话题的同时，我们不妨打开窗户，跟他们打声招呼，交谈几句，然后再仔细打量他们和我们之间。 世俗形象与人文英雄的换场，表明市民接管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在思想启蒙时期被瓦解的市民自信，在弥散着实利交换气息的都市经济中得以修复。他们在拥抱世俗欢乐时，叙述着自己的生活理解。 任仲伦（简称任）：不管你是否喜欢，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市民开始大步跃上社会舞台。他们曾经是忠实听众，听了政治领袖的报告，接着听知识精英的讲演，然后点头称是，然后鼓掌喝采。现在他们从听众席上起身，开始用一种知识者尚未习惯的大嗓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自己。经济社会给予他们特定的地位，一旦市民群站起身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并不是社会中的“小矮人”。现代社会的构建，固然需要知识者的思想开拓，但历史的踏实完成，确实也得力于市民阶层的成熟和活跃，他们的生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生活图景。现代化理论家艾森斯塔德在著名的论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说：“实现向现代化的重大突破，不仅在于大大改变这个中心象征的内容并使其世俗化，而且在于对人类尊严和社会平等的价值观的日益重视，以及广大群体参与形成其主要象征与制度的可能性日益增长。”把崛起的市民群连同他们的思想影响（正面与反面）拒绝在话语场所之外，多少有点驼鸟精神。 市民群的崛起，需要自己的发言人，需要在社会各个领域找到席位。在近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世俗形象已经有规模的出现。比方说，让市民涕泪横流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和《上海文学》连续发表的“新市民小说”。《孽债》无疑是当下世俗艺术的一次力量显示，稀薄的人文气息被浓郁的世俗悲欢包围着，让市民们沉浸在琐细的泪水与欢笑中。知识者可以批判它将厚重的历史悲剧，演绎为平庸的血亲悲剧，但是市民们却用每夜的心思来陪伴。 张海翔（简称张）：世俗形象与人文英雄，是很容易辨认的两种血统孕育的形象。知识分子按照人文理想来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他们往往用一种救世责任支撑起骨胳，充当每个时代精神引路人的角色，为大众提供一种价值规范。其内部由于人文理想的侧重面不同，可以分为知识真理的献身者，民族气节的捍卫者，社会进步的呐喊者，道德信仰的守循者等等。这些人文英雄大多是以一种精神榜样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而世俗形象直接表现的是市民的生活，他们体现着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以及从中滋生的小智小慧。 苏晓（简称苏）：世俗形象直接亮相，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社会对于市民阶层的注视，不管它带着怎样的心情。在前些时期，市民的生活趣味，乃至他们的审美理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都是通过间接的形式来完成的，譬如武侠小说中的英雄好汉，就是市民所推崇的英雄。这些世俗英雄是市民的精神支撑点。他们没有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于政治的热衷，而是从市民的生存境遇出发，包含百姓对于人生的要求、思想的寄托和为人处世的准则。眼下，世俗形象直接走到社会面前，实际上表现了市民意识的初步觉醒，和对于人文英雄长期占据的社会中心位置的一种挤占。 单虹（简称单）：人文英雄与世俗形象正在悄悄地换场。换场背后实际是两种精神与生活价值的消长变迁。人文英雄与世俗形象站立在不同的生活理想基点上。 人文理想与市民理想的差异，就根本上说，前者体现了对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而后者则是对现世生存的当下实现。人文理想是终极理想，它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主体，包含了对知识、真理的探索，对社会状况的批判，对社会发展的构想等等。而市民理想是当下理想，它关心的是当前社会环境中，人自身的境遇和生存状况，它不对知识和社会作终极构想，而是寻求现实问题的现实解决。当然，人文理想有其重要价值，它以拥有知识为前提，是知识者的理想，相对于市民理想，它有较高的精神品格，同时，它能为社会精神发展提供方向，这是市民理想所不可能做到的。同样，人文理想也必须以生存理想为基础，在理想的社会中两者应该是互补性的关系。 苏：可是长期以来，两者的关系一直被看作一上一下的关系，由于精神品格与社会价值错误地被加以等同，知识分子过高估价了人文理想的社会价值，把它看作是支配社会精神走向的主导力量，于是人文理想在社会中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它们一方面采取攻击、蔑视市民理想的策略，压抑市民理想，市民理想被戴上庸俗、功利、简单的帽子，从而瓦解了市民的自信，另一方面，又用塑造一批英雄来提供社会榜样，企图导引大众，培养起市民对人文理想的崇敬与仰慕。可是这一切的操作前提是，知识分子力求不可能具备形成流行图景的机制（现代化的交流手段），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压力。可是一旦大众掌握了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后，那么所有诸如大众文化的发达、扩张，世俗英雄的层出不穷等这些困扰当前知识分子的现象也就是合理的因果。 张：这是一个消费社会，不再是有限的商品去选择消费者，而是消费者可以大胆地选择商品，“顾客是上帝”不只是店家招徕生意的一句广告语，更是社会对市民价值的确认。消费社会的基本信条是：谁有能力对商品消费，谁就有资格站出来说话。市民因为掌握着对商品的选择权，他在决定企业命运的同时，也抬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不得不对市民允诺：你们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市民的自信由此得到了恢复，市民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苦大众，市民不是愚民。市民这一称谓更类似于西方“大众”(publie)的概念，他始终代表了社会的大多数，他不必把人文理想看得讳莫如深，也不再对政治指令唯命是从，他有权实践自己的理想，拥有自己发达的文化形态，甚至可能挤占知识分子的原有位置。这是社会由政治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时对大众的必然倾斜。商品将依赖于大众的购买，社会发展将依赖于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大众完全有理由确信：市民理想找到了施展的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