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024-07 为了挖掘叙事作品的深层意义，笔者曾经提出“整体细读”的方法，即对作品进行全面细读，并展开文内、文外、文间的综合考察。就文内考察而言，我们还需要掌握某些特定的切入角度。本文聚焦于如何从话语对故事的作用这一角度切入对作品深层意义的探讨。这一角度以故事与话语之分为前提。该区分是著名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于1966年率先提出来的。由于这一区分的“结构”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来自各方面解构这一区分的努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对这一区分的解构。笔者曾对以卡勒为代表的各种解构进行了反解构。但在某些关键环节，未能展开探讨。卡勒主要是通过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这一中心实例来挑战故事与话语的区分。本文对这一挑战进行更有说服力的反解构。在进一步捍卫故事与话语这一区分的基础上，探讨叙述话语作用于故事的三个主要功能：选择、组织和评论，并通过实例说明从这一角度如何有利于挖掘叙事作品的深层意义。 一、对卡勒之解构的进一步反“解构” 卡勒在《符号的追寻》一书中，以“叙事分析中的故事与话语”为题，辟专章对故事与话语的区分进行解构。卡勒的这一解构引起了很大反响。他的基本观点是：“叙事学假定事件先于报道或表达它们的话语而存在，由此建立起一种等级体系，但叙事作品在运作时经常颠覆这一体系。这些作品不是将事件表达为已知的事实，而是表达为话语力量或要求的产物”，因此故事与话语之分是站不住脚的。[1](P172)卡勒不是通过抽象论证，而是通过具体实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举的中心实例是《俄狄浦斯王》。通常认为这一古希腊悲剧叙述了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然而，卡勒提出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看该剧，即并不存在俄狄浦斯弑父的事实，而是“话语层次上意义的交汇”使我们假定俄狄浦斯杀害了自己的生父。卡勒提出的论据是：俄狄浦斯独自一人杀害了一位老人，但先王一位幸存的随从却说杀害先王的凶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人。当俄狄浦斯见到这唯一的证人时，并没有追问凶手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只是盘问究竟自己和先王是否为父子关系。也就是说，在故事层次上始终没有明确排除杀死先王的是一伙人而不是俄狄浦斯一人。卡勒由此得出结论说：俄狄浦斯自己和所有读者都确信俄狄浦斯是杀害先王的凶手，但这种确信却并非来自对事实的揭示，而是由于话语层次上意义的交汇，让人武断地进行凭空推导。[1](P173-174) 卡勒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忽略了文学叙事和日常叙事的一个关键区别。日常叙事涉及的是实际发生的事，而文学叙事中的故事内容则是作者为了表达特定的主题意义而创造出来的。《俄狄浦斯王》的作者是索福克勒斯，他可以让那位幸存者说杀害先王的凶手是一个人，也可以让他说凶手是一伙人。如果那位幸存者说杀害先王的凶手是一个人，那么，卡勒的挑战也就失去了根基。那么，为何索福克勒斯要让那位幸存者说杀害先王的凶手是一伙人呢？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就故事的主题意义而言，这有利于增强故事的悲剧效果。新国王俄狄浦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都认为如果杀害先王的是“一伙人”，俄狄浦斯就不是杀害先王的凶手，观众也对此坚信不疑，因而获得短时的宽慰。这使得后面情节中的“突转”和“发现”更令人震惊，大大增强了悲剧效果。换一个角度看，幸存者说杀害先王的是一伙人，这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带着一帮随从的某位要人被一个人杀害，唯一幸存者往往倾向于夸大对方的数量，以此为自己和同伴未能保卫要人而开脱。 但我们还需要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既然俄狄浦斯认为关键是要搞清楚杀死先王的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那么，当他最后见到那位幸存者时，为何不问他这个问题，而只是关注究竟自己是否是先王的儿子呢？这是卡勒的关键论据。我们知道，俄狄浦斯之所以离开科林斯是因为想逃避杀父娶母的神谕，当他第一次听说忒拜先王被杀的情况时，没有把这一事件和自己旨在逃避的神谕联系起来，因为他当时以为自己是科林斯国王的儿子，因此仅仅关心究竟是一伙人还是一个人在一个三岔路口杀害了先王。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他逐渐得知自己很可能就是忒拜先王和王后当年为了逃避(其子会)杀父娶母的神谕而试图杀害的儿子。如果这一点被证实，那么他在那个三岔路口杀害的老人就会是自己的生父，也就会应验自己将杀父娶母的神谕。也就是说，关键问题已经不再是凶手的人数，而是转为了俄狄浦斯和先王究竟是否为亲生父子。在卡勒看来，《俄狄浦斯王》的“‘整个行动’都围绕这一可怕的行为(即俄狄浦斯杀害先王的行为)而展开，但我们从未得到证据，即那位(幸存的)证人的证词”[1](P174)。其实，从该剧的主题意义来说，整个行动都在围绕俄狄浦斯的父母和他自己企图逃脱杀父娶母的神谕和无法逃脱这一神谕的悲剧命运展开。古希腊观众相信神的超自然威力，相信神谕所说的命中注定之事必会发生。带有那种阐释框架的古希腊观众显然不会要求得到“那位(幸存的)证人的证词”，因为已经逐渐有了充足的故事事实说明杀父娶母的神谕不可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