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9-0085-05 相对于宏大历史叙事的明确目的论设定而言，个人化叙事对于自己所要直接建构的公共性意向，并不具有肯定意义上的清晰轮廓，它对自身所欲加以解构的对象及其不合理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与体验，它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反对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总体性历史叙事，但并不具体清楚自己所要建构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公共性意向及其有效性究竟如何。因此，个人化叙事在诉求某种“应然”的公共性意向时只能诉诸一种否定性的表意策略，以期廓清以往公共历史叙事的意义版图，尽可能地缩减它的后遗症影响，以反向地形成和扩大一种否定性或消极性公共性意向的话语效力，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叙事就成了其欲建构的“应然”意义上的公共性意识的某种征兆与过渡状态，它以一种否定修辞学的形式表达了其强烈的消极公共性冲动，它确信，对以往公共历史叙事的否定及其否定程度如何实际意味着它的公共性意向的实现及其实现程度如何。 一、反抗公共叙事的个人之维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叙事策略，个人化叙事本身的存在就昭示了一种批判与否定文本言说方式的历史性降临，因为“这种后现代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批判性的思维转向，即转变为一种既是怀疑的、又具有讽刺性特点的思维”[1](P125)。如果说宏大历史叙事是一种肯定性审美范式，那么个人化叙事就是一种审丑范式，它通过审丑的方式间接表达其所企慕的公共性之思。作为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因素、异端形态与反对派角色，个人化叙事的公共表意正是在其反抗公共历史叙事这一行为本身中获得实现的。 对于任何事物的反对在某种意义上都意味着对于该事物所赖以形成的语境条件与逻辑前设的否定，作为一种新鲜的文学经验形式与富有时代阐释效力的话语形态，个人化叙事之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最有效的文学作品是迫使读者对于自己习以为常的种种代码和种种期待产生一种崭新的批判意识的作品。作品质问和改变我们带到它那里去的种种未经言明的信念，‘否定’我们那些墨守成规的认识习惯，从而迫使我们第一次承认它们的本来面目。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仅不加强我们的种种既成认识，反而违反或超出标准的认识方式，从而教给我们种种新的理解代码”[2](P77)。也就是说，个人化叙事对于公共历史叙事的反抗就体现在对于它所形成的认识论图式、叙事代码、逻辑范式及叙事组织原则的藐视与抗拒，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人化叙事推崇的反本质主义，强调与公共历史的决绝断裂、削平深度、颠覆意识形态叙事的推论模式等行为就不仅仅是某种技术性的姿态，而是成了它以否定方式诉求公共性意向的根本提问方式，这些行为系列也构成了个人化叙事反抗公共历史叙事的具体落点与价值阵地。 表象书写就在经验意义上承载了个人化叙事实现其反抗性诉求的现实镜像，它们背对历史与宏大的文学史秩序，主动迎候那种去魅了本质意义的“现在”经验场景。宏大历史叙事所认同的那些必然性法则与本质性经验对于个人化叙事构成某种压抑与强制，但它所忽略的那些历史细节、生活表象与意义缝隙却成为个人化叙事所钟情的对象，个人化叙事所贯彻的原则就是逆违公共历史叙事的内容性质与形式法则，非其所是，是其所非就是个人化叙事反抗公共历史叙事的价值立场与文化逻辑。陈晓明曾准确地揭示了个人化叙事的反抗本质：“他们的书写没有与文学史对话的愿望，对存在与意识之类的复杂关系一概弃之不顾，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融为一体……从总体上说，他们的叙事从来不诉诸形而上观念的批判性表达，而是限定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体验和感觉之中。非历史化的现在表象，转瞬即逝的个人化感觉，语言表达的任意喷涌，情绪宣泄的狂欢特征，所有这些都在建构一个无历史也无本质的‘现在’的幻象。”[3](P318)因为这些陌生化的经验很难见容于公共历史叙事的话语体制，所以个人化叙事往往采取一种回避与逃离的姿态以沉潜于自己的内在世界，但很显然，这种疏远与逃离是个人化叙事自己主动实施的一种选择，其采取后撤方式与边缘化立场的积极性恰好又构成对于公共历史叙事最深刻的不信任和最坚决的怀疑否定，就像伊格尔顿所分析的，“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终极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做是偶然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和释义孕育了对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4](P1)。而否定了这些先验的推论史叙事模式后，个人化叙事本身的另类身份与反抗行为才可获得一种合法化的存在。 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意义来看，个人化叙事的反抗恰恰体现了个人化叙事作为某种公共性意向的历史在场，因为“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样式”[5](P140)。它只不过作为共在的某种冷漠形式与沉默形态而显示着自己的公共性诉求，因为在公共历史叙事模式中，个人的此在总是被遮蔽的存在甚至是一种非存在的现象，但实际上它却以一种被否定的形式存在着，“这种不存在必须被领会为此在之最切近的存在方式，此在通常就保持在这一存在方式之中”[5](P204)。也就是说，公共历史叙事描述的个人存在实际是个人的非本真状态或不存在，而超脱出公共历史叙事指涉之网的个人才是一种本真性的个人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个人化叙事对于自我的肯定实际就是对于公共历史叙事的否定，反之亦然，其原因就在于，“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6](P484)。个人化叙事对于自我的肯定与其对于公共历史叙事的否定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在其现实性上，这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呈现出一种共在的关系，它们从总体性上勾勒了个人化叙事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性形态的精神轮廓，这种公共性意向就是康德所称的“非社会的社会性”[7](P6)，即以否定与拒绝公共性来实现某种公共性的相关物或修辞物，从个人化叙事与公共历史叙事相对抗的意义上来看，这也可能是个人化叙事既想区别以往公共表意模式又想重返公共性意义领域的最好方法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