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65(2001)01-0008-03 90年代以来，文论界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问题的争论，意见纷呈。有学者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降的近百年中国文学，一直在呼唤现代性、在肯定理性、在追求文学的社会功能、在维护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为由，认定中国文学只具与西方近代文学相似的近代性，而不具现代性。他们把确定文学现代性的标准概括为：反现代性、反理性、反传统、反意识形态性以及关注个体精神自由，等等。如果说论者所概括的这些文学现代性的标准，是针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艺术倾向而言，应该说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然而把它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标准，用以判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特别是用以规范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与目标，那就很有商榷的必要了。本文拟就论者的后一个目的，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何谓现代性？西方理论界一般认为现代性有两个指称：一是指“启蒙现代性”（或称历史现代性）；二是指“审美现代性”。前者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和社会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而产生的价值观念，如崇尚永恒理性和正义，信奉进步的观念，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尊重人权，以及基于抽象人道主义而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等等。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一种否定和反抗，其反抗的缘由来自于它对理性与进步观念的巨大的幻灭感。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曾执着地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但是“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化了，“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厥了”，“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现实”……如此等等。“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第407-408页。）。就这样，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市侩主义。审美现代性正是对这种被异化了的启蒙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的批判和反叛，从而使之在本质上具有反现代性的特征，而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则是这种富有批判性的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卡夫卡的《变形记》通过描写小职员格里高尔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的荒诞故事，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中，人所创造的物，例如金钱、机器、商品等等，都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它们操纵着人，把人变成了奴隶，并最终把人变成了“非人”。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代表作的《变形记》相当典型地体现了审美现代性的特征，即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规范和价值的批判和否定。 毋庸讳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这种审美现代性具有可贵的文化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它批判异化现实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超越精神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世界各国现代文学的建设也很有参照和借鉴的意义。但是，这种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毕竟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语境下的产物，是针对西方启蒙理想王国破产后的异化现实的，如果把它照搬过来规范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就不免要陷入有些学者所指出的语境上的错位——“不是以西方的箭来寻找中国的靶子，便是以西方的视角来有意无意地遮蔽中国问题”（注：周宪：《现代性与本土问题》[J]（见《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当今的中国，一个有目共睹的严峻事实是谁也不能不面对的，即中国正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艰难过渡之中，十二亿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正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决定祖国命运、民族命运的千秋大业而奋斗。科学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主义理想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大业的精神动力，倘若用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尺度来否定这一切，这岂不是要让中国当代文学逆时代发展潮流而行吗？ 从学理上说，审美现代性是文学与社会现代化实践形成审美关系的产物，而社会现代化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实现，虽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这决定了它与文学所形成的审美关系，也必然具有特殊性的内涵，绝不可一概而论。因此，我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审美现代性时，不应当简单地移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尺度，而应当根据文学与中国当下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特有的审美关系，赋予审美现代性以新的内涵。在我们国家开始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同志就首先抓着社会主义文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之间形成的新的审美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做了一系列关于转型期新文学建设的精辟论述。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要求文艺工作者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注：《邓小平论文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与此同时，小平同志还要求文艺家要敢于正视现实中的矛盾斗争，批判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批判剥削阶级思想，批判极端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继后，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本是“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要和时代迈着共同的脚步”，用自己的作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注：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6次全代会、中国作协第5次全代会上的讲话》[N]（见《文艺报》1996年1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