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其哲学史专著和众多的哲学论文中涉及到文艺外，冯友兰先生还在代表其新理学体系的《贞元六书》中用三章的篇幅专门讨论文艺。这三章即《新理学》第八章“艺术”、《新事论》第八篇“评艺文”以及《新知言》第十章“论诗”。在这些篇章及其他的文论里，冯友兰先生以一种新的哲学体系诠释文艺，形成了其独特的文艺观，姑且名之曰“新理学的文艺观”。 一、哲学与文艺的区别和联系 一般的讨论都认为，哲学和科学求真，宗教和伦理学求善，文学和艺术求美。它们的目标不同是因为它们的探索对象和思维方法不同之故。此处拟专就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和文艺特别是诗歌进行比较研究。因为在冯友兰先生创立新理学的时代，正是西方的维也纳学派（也称逻辑经验主义）在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宣布可以将其取消的时代。维也纳学派的人认为，传统的哲学所迷恋的形而上学并不能像科学那样给我们提供积极的知识，充其量只能刺激我们的感情，而刺激我们的感情已经有了一种传统上被确认的更好形式——文艺，如诗歌、艺术和音乐等。因此，传统的形而上学亦即传统的哲学可以被取消了。 无论从西方的柏拉图到新实在论还是从中国的程朱理学到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处于“形而上”的“理念”（Idea）或“理”都是它们哲学体系的最核心概念，因此，“形上学是哲学中最重要底一部分”，是“最哲学底哲学”（注：冯友兰：《贞元六书》（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3～864页。）。要建立新的哲学体系也必须从此开始。 在中国专业的哲学人士中，“形上学”和“形而上学”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英文（Metaphysics）的中文译名。 何以还要用此不同译名呢？这是因为，在西方经过维也纳学派批判过的旧形而上学已成为“坏底科学”，在中国经过唯物主义的批判，“形而上学”已成为“以静止的、片面的、孤立的观点观察世界”的“反动的哲学”。可是，新理学在中国的创立必须从“形而上学”开始，为了与“坏底科学”和“反动的哲学”相区别，冯友兰先生就常用“形上学”这个术语，以期表明其所说者是“最哲学底哲学”。 维也纳学派以经验或可以被经验者为对象，认为增进人类知识体系有两种命题形式，即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分析命题运用于数学和形式逻辑，它们不能像科学那样为我们提供确实的或积极的知识，但是能够为我们获取知识提供方法论上的帮助，即可以间接地增加人的积极的知识。综合命题运用于科学和哲学，但只有科学能为我们提供可以实证的知识，而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不能为我们提供可以实证的知识。既不能像科学那样提供积极的知识，又不像分析命题那样有方法论上的帮助，那哲学或形而上学当然就应当被取消了。 可是，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形上学，使之超越了维也纳学派的批判而完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创造性转化。 他认为真正的形上学固然与科学一样都运用综合命题，但它们各自对经验事实的解释方式却大相径庭。科学对于经验事实都给予积极的肯定而且可以有限实证，真正的形上学对于经验事实给予形式的肯定而且可以无限实证，坏的形而上学对于经验事实也给予积极的肯定然而又不能被证实。因此，科学可以取消坏的形而上学而不能取消真正的形上学。冯友兰先生经常援引邵雍和程颐关于闻雷声的例子来说明此意：康节谓伊川曰：“子知雷起处乎？”答曰：“起于起处。”雷起于何处？有三种综合命题的答法。科学的命题为“雷起于某处”，此“某处”无论是天上某种具体物质或地下某具体地点皆可由事实验证，一但验证就可成为确定的知识。形上学的命题为“雷起于起处”，此“起处”提供了无限多种可能性，它为科学在“某处”实证的积极知识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和最大的空间。坏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为“雷起于雷公”，此“雷公”为传说中的神，其虽类比经验世界中的人，但却没有实证的可能性。维也纳学派可以经验逻辑地取消的正是这种形而上学。比较此三者，可以看出：“真正形上学中底命题，虽亦是综合命题，但对于实际极少肯定。其所肯定的那一点，不但是有可证实性，而且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事实证实底。所以真正形上学中底命题，不在维也纳学派的批评的范围之内；而真正底形上学，也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批评所可以取消底。”（注：冯友兰：《贞元六书》（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4页。）维也纳学派对于清除坏的形而上学是有功的，但是对于真正的形上学的魅力却缺乏足够的分析和鉴赏，因而也割断了哲学和科学的联系。 科学的对象是经验世界中的种或类，它所求真或实证的范围皆在新理学所言的“实际”世界之内。哲学或真正的形上学的对象是宇宙，它即便涉及事物的种类，也是从种类之“全”的观点出发的；它所求真或实证的范围是新理学中所谓“真际”。科学的知识是“实际”世界中的“真理”，但它在包括了更多可能性的“真际”世界里就可能不是真理了。哲学或者形上学要超越经验世界的有形限制，它是从“全”或“真际”的范围来概括事物的特性，它不是经验世界中的某物或某性，但却是某物或某性的最终标准。如果以经验世界中的某物或某性为标准，则可说形上学的命题是空的、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没有形状或没有当下的实证性；如果以“真际”或宇宙的“全”的观点所抽象的“理”为标准，则“实际”或经验世界中的某物或某性，则只是形而下的、有限的甚至是肤浅的。维也纳学派完全忽略了科学与真正的形上学的区别与联系，认为形上学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实证性，不能给人以积极的知识，像文艺中的诗歌一样，人不能以理性把握其真假，人们运用它只能获得一种感情上的满足。因此，石立克说：“形上学是概念的诗歌”。形上学不能与科学相比，但可与诗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