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尽管确如有的论者所言，在文艺学、美学论著中“‘本体’的滥用仍然我行我素”〔1〕，但与八十年代中后期相比， 九十年代以降，文学本体论“热”已然大大降温。不过，这恐怕并非真正反思的结果，实际只是一种追逐时髦的热情的消退。而由于文学本体论曾对文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记录了我们曾经怎样走过的一大段路程，故于下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对文学本体论认真进行一番反思，无疑是必要的。 关于文学的本体论，名目繁多。然而真正从“本体”意义看，文学本体论其实主要是三种，即形式本体论、语言本体论、生命本体论。其它种种都可以为它们所概括。三种之间，当然不无交叉和渗透，但又以生命本体论为核心。因此，这里拟就生命本体论进行反思，以期从一个方面获得对于文学本体论的重新认识。 一、生命本体论“三部曲” 文学的生命本体论，开始是以人类学本体论形式出现的。彭富春、杨子江首先提出，“艺术的真正本体只能是人类本体”，文艺理论必须“建立在人类学的基础上”。由于“一方面，从人的生存出发，我们必然走向艺术；另一方面，从人的艺术出发，我们不得不深入到人的生存”，因而只有立足于人类学本体论，“我们的理论的触角才真正地开始进入到艺术存在的本体；艺术也才会真正显露它的自身的本体”〔2 〕。紧接着，在《文学评论》组织的笔谈中，彭富春又一次强调，“文学是什么，在于人类是什么”，“我们如果要建立文艺本体论的话，我们必须建立美学本体论；我们要建立美学本体论的话，我们必须建立哲学本体论。这个哲学本体论只能是人类学本体论”〔3〕。 那么，人类学本体论又将落脚到何处，或者说人类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呢？彭富春等进一步指出，“生存就是生命……你是肯定生命的，那你就是有意义的，你是否定生命的，你就是无意义的。所以，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后面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东西，即生命本体”。于是得出结论：艺术的意义、价值就“在于纯粹的生命意识。它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就是“要唤醒你的生命意识，任你的生命本性的自然而运动，从而使你在生存之网中获得解放与自由”〔4〕。这样的见解， 很快引来了诸多论者的认同，各种类似的表述纷纷出现。如认为文学“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表现”，“体现为这种自由的生命活动之无限展开的过程”〔5 〕；“艺术作品决不是别的什么，它仅仅是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的不可重复的纯粹形式，是作家独特生命的形式化”〔6〕； “艺术本体与人的生命是同构的，文艺活动的过程和文艺的本体存在都只能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寻求解释”〔7〕； “一个新的口号必须呼喊出来：文学艺术必须体验生命”〔8〕； “把生命解释为人的价值存在，人的超越性生成，这才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本原”〔9〕； 甚至大声疾呼：“一切依据都在于生命形式！”〔10〕由此出发，有论者还对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开始持以怀疑或否定态度，提出：“在理性已牢固确立的物质时代，强调物质世界的第一性有何意义？”〔11〕认为“脱离了生命，脱离了时间，世界便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物质”，因而“文学的特性，决定了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必须把万事万物作为有生命的存在——都有着生命的冲动”〔12〕。甚至断言：“从文学来源于心还是来源于物的角度讨论文学，从文学的本质是反映还是表现来讨论文学，往往是徒劳无益的。”〔13〕这样，文学的人类学本体论，便推演到了生命本体论。 生命本体论的提出，似乎与精神本体论、更与文学主体论不同。彭富春等就曾批评刘再复那名噪一时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依然是从一种外在于艺术的哲学理论出发的”，“是对某种哲学框架的图解”，而使“我们仍然不知道文艺是什么”〔14〕。然而正如后来有论者所说，主体论“这种见解，显然不仅是一种以人为文学本体的理论，而且是一种以人的精神为文学本体的理论”〔15〕。而生命本体论一经展开，就可以被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超越主体论，仍然是“某种哲学框架的图解”，即以精神或意识为指归；即使表示不屑于从来源于“物”或“心”的角度谈文学，企图超越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却一旦谈论生命的本质，也还是未能跳出以精神或意识为第一性的樊篱。如有论者强调，不能“把意识只看作是物质存在的反映而忽视它作为生命存在的本体论意义”，由于“在传统反映论模式中，精神的这种本体意义消失了：它仅仅是对物质存在的反映”，结果“精神价值受尽了委曲（屈）”〔16〕。或者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人类渴望认识自己的生命冲动的精神家园”，因而只有“主体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和表现才能在超越对象意识中展示永恒的人生奥秘”〔17〕。还有论者联系创作实际，特别推崇“第三代诗人”，称赞他们的诗作“是内在生命体验的真切表达，是潜入到深层心灵去窥探人生的奥秘，谛听生命的呼吸与律动，使诗最终与人吻合成为一体”；同时批评“中国相当一部分存活率极高的诗歌”虽“永居诗国”，却“不再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律动的本体体验”，“无法与生命的内在构成化合”〔18〕。这样，生命也就与意识、精神、深层心灵等同起来，使生命本体论在实际上变成了意识本体论，亦即精神本体论。回顾刘再复，令人感到他确乎秀出班行，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命本体论，却已预先守候在生命本体论必然推演行程的途中了。 然而毕竟还有后起之秀。他们把意识或精神又进一步归结到了非理性的直觉、体验、心理或生理的本能冲动。这是对意识本体论的超越，也是对刘再复的超越。一些论者，断言“作家创作活动的深层动机原本就来自生命需要的本能冲动”，因而“当主体的这种生命本能的冲动尚在理论的视野之外时，理论永远不能夸口它完全认识了文学”〔19〕；认为“诗所要传世的，就是人的原初意识或超前意识”〔20〕；推崇“原始的情感”“还未经过政治的、道德的标准的切削，还未拿到社会生活中加入一个潮流，带有最大的自然性”，因而“是最真实的”，会“带给人全新的感觉”〔21〕等等。一个时期里，这种对于非理性的导扬此起彼伏，以至形成了一股思潮。这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刘晓波。他不仅认为“作家只是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与自己的灵魂进行自我对话，他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非社会化的人”，而且论定，“进入创作过程的作家沉醉于迷狂之中”时，“打碎了一切理性的束缚”，“是纯粹的、本真的生命呈现”〔22〕。他甚至明确宣称：“要大谈本能，谈非理性，而不能谈社会，不能谈理性”〔23〕；“我的文学观就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在中国就是不能谈什么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这类字眼”，“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不如此，“文学就没有真正发展的一天”〔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