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国作为“追赶型”的后来者正处于高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当中。众所周知，现代化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基本前提，我国历史上的治世和盛世无一不是处在大一统的和平环境之中，“中国史之进展，乃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1]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2]必然像双刃剑那样，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和中西文化碰撞而滋生种种不稳定因素乃至社会动荡，要实现现代化和社会稳定的协调统一，我国也不得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把社会稳定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3]我们所说的社会稳定一般指社会运行有序可控、内部激活整体平稳的一种积极状态，是新稳定的创生和旧稳定的扬弃，它建立在社会矛盾比较缓和、社会关系比较融洽的基础上，是相对的、动态的、发展的而非绝对的、停滞的、倒退的。维护社会稳定的途径有多种，但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精神劳动对社会稳定则具有“生命线”的意义，其主要借助一种凝聚、塑造和范导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文化力来支撑社会大厦，通过思想灌输、精神激励、人文关怀、利益协调、行为规范来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消解矛盾冲突、排除社会隐患，从而将其功能渗透于社会稳定结构机体，实现其社会稳定价值。 一、没有统一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熔铸意识形态而发挥社会稳定功能 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涉及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它以倡导的主导价值观念为标志，反映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是各种思想观念交汇、融合、激荡、冲突、斗争的领域，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意识形态就与社会命运息息相关，它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此消彼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日渐突出。回顾中国堪称世界奇迹的大一统格局长期延存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在维系社会稳定所起的特殊作用，“中国长期的统一必须依靠社会风俗，即通过社会中已根深蒂固的思想与行为习惯来解释。”[4]对社会的控制方式“大半是靠意识形态、风俗、道德素养之类”，而不是诉诸武力[5]。事实上，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春秋时代，孔子就已经构筑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社会稳定思想体系。即以“仁政德治”为社会稳定的核心机制，以“正名”为谋求社会结构稳定模式，以“庶、富、教”为社会稳定基础保障的社会稳定思想体系[6]。中国大一统格局的维系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战国末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使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国变成一个富强的大国，继而秦王嬴政完成“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创建了以皇帝为权力核心的君主专制国家体制。在思想文化控制方面，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通过控制思想文化物质载体的办法即“焚书坑儒”，最终实现了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思想文化斗争的激化，出现了统治者凭借专制权威、干预学术、钦定经义的情况，如汉宣帝召集的“石渠阁”会议以及东汉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等，这都说明意识形态在国家统治中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更显突出，《共同纲领》以宪法形式确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通过对旧社会意识形态改造、政治启蒙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的兴起，使我国的意识形态以全新的面貌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作用。60年代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学雷锋运动对提高全民思想道德水平，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十年动乱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遭到空前灾难，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至今尚不能消除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误解和冷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才逐步恢复并开创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局面。 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注意防止“泛化”或者“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由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无论从现象还是本质上、微观还是宏观上都难以把握。建国后既出现过泛化意识形态现象，也出现过淡化意识形态现象。改革开放之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存在着“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如过分强调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阶级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绝对对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对西方学术思想盲目拒斥[7]，甚至将意识形态泛化到国家关系上；改革开放之后，又曾一度出现淡化意识形态现象，导致人们的政治热情普遍下降，道德出现滑坡，民族虚无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等等。二是慎重对待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面临着“多元化”的挑战，有人借指导思想多元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借领导多元化即多党制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有人借“与世界接轨”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人借“民主”之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问题。三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中国永不泯灭的文明集中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早已扎根于民族沃土，可是建国以后传统文化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人们目睹新加坡等新兴发达国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构筑全民精神支柱，有效防止西方文化病乘虚而入时不得不重新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四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民主建设。民主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佳途径，在意识形态领域往往强调统一和集中而忽视了民主，意识形态领域如果靠“枪杆子”只能适得其反，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经过循序善诱的启迪、渗透和“个性化”中介才能达到高度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