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我党在1955年就对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任务、内容和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无疑是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献，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认识和基本思想，在此之前就已基本形成。 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后头三年，我党根据《共同纲领》的要求，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着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展，党中央于1953年6月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这条总路线载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具体步骤。 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探索，正是这一时期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这一成果的重要标志，一是195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二是同年下半年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以下简称《按语》）。在其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及其具有规律性、政策性和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初步探索，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政策，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明确地提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和军队工作的生命线，搞好思想政治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一思想对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任务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逐步深化，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革命的性质开始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自然成为我党顺利实现这一转变和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课题。早在1951年，刘少奇就曾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当前任务的需要还很不相称的状况，明确指出，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更加提高了，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90页）。他告诫全党，如果埋头到繁杂的实际工作中去，不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就有危险性。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进一步提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没有党在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同年，毛泽东结合正在进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基本原理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变革的能动助推作用，从而为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521页）“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同上书，第497页）毛泽东还以具体事例说明，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及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较量中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自觉地运用已掌握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发挥政治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此后，他在《正处》等一系列著作中，全面阐述和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这些精辟的思想理论观点不仅为人们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 1955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即将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形势，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并对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作了阐述，从而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这个指导思想的提出意味着党在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上的转变。 我党在《共同纲领》中把肃清封建、买办和法西斯主义思想，对全国人民进行“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教育，作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标和基本任务，“目的在于保证和贯彻目前历史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并不是要求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91页）。为此，毛泽东、刘少奇等曾多次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予以批评和纠正，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要四面出击，“把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把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同上书，第91页）。直到1952年9月，毛泽东还亲自复信黄炎培，要求在对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上不要性急，劝人们不要光读马列主义，而应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这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在思想政治教育性质问题上所持的新民主主义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