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自阶级、国家产生以来，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各国人民反对本国反动派和外来侵略势力的斗争中产生、巩固并发扬光大的。尽管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其根本点——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早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被人们继承、没袭下来。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这种最深厚的感情就始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各国人民去生活、去奋斗。 一、爱国主义的历史作用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与崇高美德，是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它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互相融合，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彼此交流，尤其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历尽内忧外患而依然生生不息，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蓬勃发展。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由此而生的历史自豪感与民族自尊心，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为了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发奋有为、顽强进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感召力。从《礼记·礼运篇》对大同世界的热情讴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到岳飞的“尽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一直激励着炎黄子孙，为祖国的生存而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到了近代，爱国主义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反对外国侵略，振兴中华，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它是鼓舞中国各族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社会历史朝着近代化方向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运动，即可称之为爱国运动。历史上的爱国运动，主要呈现出三种形式：一种是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旨在推翻统治阶级腐败统治的起义，在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要是农民起义运动；一种是以上层统治阶级革新派为主体的旨在变法革新的社会性活动，这在中国一般称之为“变法运动”；一种是既有统治阶级进步开明人士参加，又有下层人民大众参加的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或者是代表进步的团体反对腐朽统治的活动。无论是哪一种爱国运动，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并把他们誉为“中国的脊梁。”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既表现在反对民族压迫和外国侵略斗争方面，又表现在争取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各个方面。 当衰败腐朽的统治集团发展到不推翻它人民就无法生存，社会就不能前进的时候，一些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杰出代表揭竿而起，率领千百万贫苦人民举行武装起义。从古代的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到近代的洪秀全、孙中山以及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无不如此。他们既是革命起义的领袖，又是杰出的爱国者。在封建社会里，尽管农民起义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每次农民战争都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从而使新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在其统治初期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客观上使社会较为安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近代，反对外来侵略，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和民族的独立、尊严，反对同列强相勾结出卖祖国权益的反动统治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是近代爱国主义斗争的一条主线。不推翻帝国主义，就不会有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的独立；不反对封建主义，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也不能彻底驱除帝国主义出中国。正如“革命军中马前卒”、爱国志士邹容所大声疾呼：“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封建贵族）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正是这些革命先烈用自己的斗争实践，揭示了一条真理：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爱国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只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推翻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砸碎“洋人的朝廷”，才能取得祖国的独立和富强，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生机。 当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而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时，一些仁人志士主张革除社会弊政，致力变法维新，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而作出不懈努力。这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封建统治者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制定一系列陈规戒律，特别是近代以来，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相勾结，曾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系列社会弊端和种种丑恶现象，这是造成近代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重要社会根源。保存现状还是弃旧图新？这成为划分真假爱国者的又一标志。在近代中国，凡是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志士仁人，尽管各自的救国方略和斗争手段有所不同，然而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致力于改造祖国贫弱现状的伟大斗争。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等人在开展反侵略斗争的同时，积极提倡改革封建弊政。虽然他们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要求改革，但其用心与宗旨在于“福国利民”。维新志士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变法运动，倡导自上而下地推行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虽然他们还没离开神圣的皇权，死死抱住一个皇帝，但改革的出发点，在于“消除外患”、“救亡图存”。“变法”是手段，“救国”才是目的。诚如谭嗣同在上欧阳忠鹄书中所说：“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入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亡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康有为说：“能变则存，不变由亡，全变则存，小变仍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