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关于“四有新人”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有新人”思想的提出，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深思熟虑。理论和现实都已充分说明，能否培育出“四有新人”，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四有新人”。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 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包括着多方面、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如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开展文明村镇和文明社区活动等等。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的和根本要求？这是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随时注意的一个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个根本目的，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更加自觉，更有成效。 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2]，又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他反复强调，“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3]，明确提出，培育“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的”和“根本要求”。 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四有新人”这一“主要目的”和根本要求，离开了培育“四有新人”这一主要要求，精神文明建设就难以落到实处，就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检验我们精神文明建设是否取得成效和进展的带根本性的评价标准，就是要看在培育“四有新人”上所取得的成果如何。 2.“有理想”包括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邓小平同志对“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提出了两个层次，一个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理想，这是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最终理想，后者是实现最终理想之现实追求。没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就可能走上邪路；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理想，我们就容易脱离实际，就会忽视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们要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理想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二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之中。 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是“四有新人”的“灵魂”。邓小平同志多次明确地强调，“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4]、“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5]。他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经验，指出，我们过去干革命之所以能战胜一切敌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在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树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奋斗，扎扎实实地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工作。针对一些人只讲“四个现代化”而不讲社会主义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他说：“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6]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只有在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时，树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我们才能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才能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才不会在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方向。 3.“有道德”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有道德”是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四有新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四有新人”中的“有道德”，究竟应当怎样理解？ 邓小平同志认为，鉴于人们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异，有道德水平高低的不同，我们对人们的道德要求，应区别对待、分出层次。他说：“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7]在这里，主要强调了在道德建设中要“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强调了要“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邓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层次性”问题，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先进性同群众性的关系，强调要把道德建设的先进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对我们的道德建设沿着“实事求是”的路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最高要求和最高层次，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道德的最高要求。邓小平认为，尽管这些要求主要是用来规范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在目前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仍应当加以提倡，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它们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和改善社会风气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