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若干尚未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1978年末改革启动的时候，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部门的各个方面都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经过18年的渐进转型，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已经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6年的28.8%。但是，1996年国有企业仍然雇佣着57.4%的城市工人，拥有52.2%的工业固定资产总投资。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然而，40%以上的国有企业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证明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经常受到批评的预算软约束源于国家强加的各种政策性负担，这些政策性负担使得国家必须对企业的绩效不佳负责。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消除政策性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市场竞争能提供有关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并使经理人员行为与国家激励相容。（注：我们在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1996年大型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数的5.6%，但在国有企业总产值中占63.3%。至于中小型国有企业，租赁、私有化或破产是恰当的改革方案。） 一、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大公司绩效 虽然从定义上讲，国有企业归国家所有，但是国家不能自己经营这些企业，需要将控制权委托给企业经理人员。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任何大型现代公司里都是司空见惯的。这种分离产生了经理人员和所有者之间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管理松懈和自主自利等代理问题也都会出现。任何大型现代公司制度的成功都取决于它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根据直觉，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所有者直接监督经理人员的行动并根据他们的经营努力情况支付报酬（Armen A.Alchian和Harold Demsetz,1972）。实际上，在大型现代公司里，对经营行为进行完全监督或者不可能，或者过于昂贵而无法承受。而且一个大型现代公司的所有者人数众多，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公司的单个所有者并无监督企业具体活动的积极性。大型现代公司不存在产权经济学文献里定义的所有者（注：一个机构投资者也许拥有一家企业的很大份额，但是这个机构投资者也是一个代理人，可能没有足够的积极性监督经理人员。机构基金的所有者可能也没有积极性监督机构投资者。）。 大型现代公司盛行于市场经济表明确实有一些可缓解代理问题的制度安排的存在。最近有些文献指出市场竞争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竞争市场中的一些总括性指标，如企业在市场中的相对利润，为评价经理人员的绩效提供了充分统计量条件(Bengt Holmstrom,1982)。使用充分统计量，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所有者和经理人员间的激励相容：就直接途径而言，所有者可以比较企业的绩效和同行业平均绩效，或者考察企业绩效在行业里的排名，然后设计经理人员的报酬支付方案(Holmst-rom,1982)；就间接途径而言，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的经营绩效为经理市场提供了经理才能和品行的信号，这种信号将决定经理人员的未来工资(Eugene F.Fama,1980)（注：如果只有企业自身的经营绩效是可观察的（但是市场中其它企业的经营绩效无法观察），因为存在破产清算(Klaus M.Schmidt,1997)和企业利润减少（这会缩小企业经理人员采取自主自利行为的活动空间）(Oliver D.Hart,1983)的威胁，竞争仍然可以减轻代理问题，虽然最优合同方面的文献表明这些效果不是十分显著。）。 二、苏联模式经济条件中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内生性 中国经济和其它苏联模式经济中的传统国有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乏自主权。国家根据中央计划向国有企业提供所有要素投入并承担全部成本，与之相对应，国有企业将所有产品和收入上缴国家，国家决定国有企业工人和经理人员的工资水平，国有企业的所有活动都需要得到国家的批准。这样一种明显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实际是对传统苏联模式经济存在的代理问题的内生反应。苏联模式经济以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用于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著称于世。这些重工业项目具有三个特征：(1)建设周期长；(2)欠发达国家建设这些项目所需的绝大多数设备要从发达国家进口；(3)每个项目都需巨额投资。但是，苏联模式经济一般是低收入的农业国，这类国家也具有三个特征：(1)资本稀缺，市场决定的利率高；(2)可出口商品有限，市场决定的外汇价格高昂；(3)经济剩余少而分散，难以为大型项目动员所需资金。为了降低成本和为重工业项目动员资金，苏联模式经济形成了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利率、汇率、工资、原材料及其它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Lin et al.,1996)。 上述宏观经济政策扭曲引起信贷、外汇、原材料以及其它产品的供求全面失衡。因为非优先发展部门与优先发展部门竞争低价资源，国家需要通过计划来指定每一个项目的优先权，相应地就使用行政性手段来配置资源，以确保根据国家战略目标配置稀缺资源。这样，市场竞争即被抑制。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下，国家为优先发展项目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的目标受到代理问题的严重威胁。以计划配置代替市场竞争排除了国家考察相对经营绩效并据此评价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可能性。而且，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扭曲，国有企业的盈亏主要取决于企业产出和投入的价格，经理人员的行为对国有企业盈亏的影响是次要的。因此，国家也不可能仅仅通过考察企业的利润水平奖惩经理人员。何况由于棘轮效应，国家也不可能靠比较当前绩效和过去绩效的激励合同来解决代理问题(Martin L.Weitzman,1980)。加上国家常常不能及时地或按照要求的数量和质量提供原材料，以致经理人员可以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国家。而且国家直接监督经理的行为是不可能的或者代价过于高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给予经理人员经营自主权，政策决定能够盈利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就会大量偷懒并进行在职消费，因为国家既不能直接观察他们的不良行为，也无法间接地知道企业应有的利润。对于政策决定亏损的国有企业，将出现类似的代理问题，因为国家既不能观察到经理人员的自主自利行为，也不能观察到企业应有的亏损额。在苏联模式经济中，建立扭曲价格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为优先发展项目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为避免政策创造的经济剩余被经理的自主自利行为所浪费，国家必须剥夺经理人员的自主权，使国有企业在经济体系中象傀儡一样。中国和其它苏联模式经济在目前进行的改革开始以前，国家每次尝试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后总是要再次收回管理权限，以控制工资过快增长，这一事实证实了上述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