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员工重要的生活领域，家庭身份激励着员工在职场中取得成就以回报家庭，如促进员工创新并在工作中取得高绩效成果等[1]。然而，受家庭身份的驱使，一些员工偶尔也会误入不道德行为的歧途。例如，有的员工会在上班时间使用工作资源来处理一些家庭事务，甚至抛开工作与家庭成员闲聊，从而阻碍了自身和同事的工作效率[2]；有的员工私自将工作场所的物品拿到家里使用或挪用公司资产，致使组织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3]。除此之外，还有员工利用其职务便利为自己的家人在其组织中谋求一份职业，尽管其家属并未达到相关岗位的任职要求[4-5]，等等。无论情节轻重，这些为了家庭或某一家庭成员的利益却违反了社会和组织道德规范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Unethical Pro-Family Behavior），在直接损害组织利益的同时，还可能引发同事的不公平感，滋生腐败现象，进而威胁到组织的长远利益[6]。因此，不论是对理论界还是实践界来说，探究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产生原因以及采取何种措施抑制此类行为，变得非常迫切和重要。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相关学者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前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例如，Liu等[6]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压力和家庭导向的道德推脱是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重要前因；Yao等[7]依据道德推脱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揭示了职场欺凌行为通过情绪耗竭和家庭导向的道德推脱对员工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正向影响；Cheng等[8]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通过增强员工的义务感知进而抑制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深化了对不道德亲家庭行为产生原因的理解，也为组织如何有效地抑制此类行为提供了管理启示。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忽略了由通信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员工工作家庭界限日益模糊的现实背景。事实上，通信技术的进步在改变员工的沟通方式，提高组织的沟通效率的同时[9]，也使员工经历着不同程度的通信技术过载，即由于使用多种功能的通信设备来完成工作任务而给员工造成的认知上和身体上的负担[10]。如果说在工作时间内，员工限于工作沟通的需要能够勉强接受一定程度的通信技术过载，那么在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的非工作时间内，通信技术过载就难免对员工及其家庭造成困扰[11]。那么，非工作时间段内的通信技术过载是否会进一步引发员工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这是本研究旨在探讨的关键问题。 认知失调理论表明，个体做出的某种行为与其既有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相冲突时，往往会产生认知失调，即一种不愉快、不舒适的情感状态，且这种状态又会促使个体做出态度或行为上的改变，以再次恢复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12]。履行好家庭角色是多数员工的义务。而在非工作时间段内，经历通信技术过载的员工通常会集中精力处理工作事务，并减少其家庭角色的参与[13]，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其产生认知失调，同时伴随着对家庭成员消极、悔恨的情绪，即工作-家庭内疚感[14]。因此，员工会有强烈的动机来恢复其家庭角色的外在表现与态度上的一致性，从而消除工作-家庭内疚感。通常情况下，鉴于家庭的重要性，员工可能不会轻易地改变其履行家庭职责的态度[15]。同时，迫于职场压力，员工又很难在非工作时间段内完全切断与工作的联系[16]，从而降低工作角色对家庭角色的侵扰。因此，员工很可能会借助其他行为弥补之前家庭角色的缺失，以此来恢复自身行为与其履行家庭角色态度的一致性。研究表明，经历内疚的个体往往对其行为的受害者具有道歉、关系修复和补偿的行为意愿，其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越亲密（如家庭成员、朋友），补偿的水平也就越高[17]，并有可能在其补偿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忽视正式规范的约束[18]。故本研究推测，经历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的员工很可能会忽视组织的道德规范，通过实施具有增加经济收益、改善家庭成员关系等效用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来弥补其家庭角色的不足，从而减轻工作-家庭内疚感，即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可能会间接地通过工作-家庭内疚感诱发员工的不道德亲家庭行为。 进一步地，员工不道德行为的决策往往会受到情景因素和个体认知的影响，尤其是领导行为和员工自身的道德认知[19-20]。探究员工实施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相关边界条件，更有利于组织及时地预防和控制此类行为。本研究选取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员工角色道德（Role Ethicality）作为工作-家庭内疚感与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关系间的两个调节变量。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对其过去的行为选择负有更多责任时，会有更强的动机投入“认知失调减少”的过程之中[21]。作为一种给予员工工作和家庭双方面支持的领导行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通过向员工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来帮助员工履行家庭责任、改善工作家庭关系[22]，从而弥补员工因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造成的家庭职责缺失。故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能会弱化员工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之间的关系。此外，个体的习惯通常也会影响其采用特定“认知失调减少”策略的意愿和程度[23]。依据角色理论的观点，角色期望的不同会导致个体的行为方式之间存在差异[24]。角色道德指员工期望自身工作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程度[19]。当员工具有较高的角色道德时，可能会通过高道德标准约束自身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使其免受情绪的刺激和控制[25]，进而弱化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间的关系。与此同时，领导在塑造员工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9]。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帮助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也体现了其对遵循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视，并向员工传递行为应符合道德规范的角色期望[26]，从而有助于提升员工的角色道德。因此，本研究推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能会间接地通过提升员工角色道德来发挥其在工作-家庭内疚感与不道德亲家庭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拟从员工工作家庭界限日益模糊的现实背景出发，基于认知失调理论和角色理论，探讨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对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以期拓展不道德亲家庭行为的相关研究，为组织如何抑制员工不道德亲家庭行为提供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非工作时间通信技术过载与工作-家庭内疚感 通信技术过载界定为由于使用多种功能的通信设备来完成任务而造成的认知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包括三个维度，即信息过载、干扰过载、系统特性过载。其中，信息过载主要描述员工处理通过移动通信设备处理工作任务的需求超出了其处理能力；干扰过载强调员工在特定的环境中频繁的注意力分散，主要描述员工受到计划外通信设备干扰的程度；系统特性过载主要描述移动通信设备提供的设备界面或功能太复杂而导致用户无法使用[10]。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每个员工都会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通信设备，以便于工作沟通，故很少会出现系统特性过载的现象[27]。因此，本研究所指非工作时间段内的通信技术过载仅包括信息过载和干扰过载两个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