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化技术共建“和而不同”动态能力  

作者简介:
吴瑶,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信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谢康(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信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夏正豪,胡杨颂,王茜,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原文出处:
管理世界

内容提要:

如何解决组织间管理认知对跨组织动态能力的负面影响,既是双元动态能力研究的前沿课题,也是管理实践的难题。本文以“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思想为基础,通过对2011~2020年索菲亚与经销商的纵向案例研究发现:(1)适度变化与高度动荡两种环境类型决定了合作组织间一致(“和”)或不一致(“不和”)的管理认知。数字化技术通过削弱跨组织异质性资源的不匹配,促进了一致的管理认知,即实现“和”;同时,通过强化跨组织异质性资源的互补与融合,促进了差异化的创新行动,即实现“不同”;(2)合作组织基于数字化技术构建了合作创新能力和协同变革能力,形成从跨组织异质性资源到跨组织“和而不同”动态能力的构建。据此,本文提出基于数字化技术的跨组织嵌套型双元动态能力模型,扩展了管理认知与跨组织双元动态能力的关系研究而形成理论创新,为管理实践提供了管理认知一致与不一致条件下合作组织共建跨组织动态能力的一种解决方案。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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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汽车、时装、定制家具、快消和美容等诸多行业中,品牌商与核心经销商(以下简称经销商)在价值创造上形成强相互依存关系。经销商不仅是撮合交易的销售终端,更是提供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服务机构,承担销售、交货和售后服务等重要功能。2014~2018年间,奥迪、斯巴鲁、起亚等多个汽车品牌相继遭遇经销商抵制①,造成各方巨大损失;达芙妮在2016年开始强势削减经销商,近5年亏损40亿港元,关店超6000家,2020年被迫宣布退出实体零售市场②。这些情况表明,品牌商与经销商如何共建“和而不同”动态能力应对市场挑战是一个实践难题。

      理论上,在探索与利用、延续与变革、效率与灵活等类型的双元动态能力研究中,如何解决组织间管理认知对跨组织动态能力的负面影响,属于前沿课题之一。管理认知是企业管理者在进行经营决策时所用到的知识结构,通过提供信息搜寻、信息解释和行动逻辑功能来影响企业经营决策(Walsh,1995;Nadkarni and Barr,2008)。市场环境、资源禀赋、企业性质、权力结构和决策方式等都会影响组织间管理认知(Hodgkinson and Healey,2011)。现有研究聚焦管理认知变革(尚航标等,2014),并探讨了对跨组织动态能力的负面影响和应对策略(Li et al.,2018)。但是,对不同环境动态程度下,如适度变化和高度动荡,组织间管理认知如何影响跨组织双元动态能力的构建,尚缺乏深入探讨。尤其,忽略了对组织间管理认知一致时合作企业的行为如何影响后续不一致时双方采取的策略。探讨这些问题,可以使跨组织双元动态能力的研究更加逼近现实情境而形成理论创新。

      “和而不同”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费孝通,2000;方克立,2003)。以“和而不同”为主题的管理学论文寥若晨星③,主要探讨董事会管理认知双元性、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者选拔,及基层购买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等(李平等,2019),表明将中国哲学思想融入管理学前沿理论课题存在难度。作为立足中国情境的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以“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思想为基础,通过对2011~2020年索菲亚与经销商的纵向案例研究,探讨不同环境动态程度下组织间管理认知如何影响跨组织双元动态能力构建的问题,具体关注当组织间管理认知一致时(“和”),合作双方如何利用彼此异质性资源(“不同”)以高效创新?当组织间管理认知不一致时(“不和”),合作双方如何求同(实现认知一致,即“和”)、存异(减缓负面冲突,即“不同”)以应对冲突?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研究结论阐述中国情境下“和而不同”的多重辩证和谐思想如何体现在跨组织双元动态能力构建中。丁威旭等(2019)将阴阳思想与动态能力理论相结合来论述企业“灰度”动态能力,本研究将有助于推动阴阳平衡的中国哲学智慧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的结合。

      此外,数字化技术构成合作组织共建双元动态能力的重要技术条件,通过提高跨组织协调和控制,为组织间资源整合的战略和流程带来革命性影响(Dremel et al.,2020)。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数字化技术如何影响组织间管理认知与跨组织双元动态能力构建缺乏探讨,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如何影响合作组织共建“和而不同”这种跨组织双元动态能力,尚属于研究黑箱。本文试图打开这个黑箱,揭示数字化技术对于实现组织间“和而不同”的商业价值,为数智时代品牌商与经销商的新型合作关系提供理论解释。

      二、理论背景

      (一)跨组织双元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是组织有目的地创建、扩展或修改资源基础的能力(Helfat et al.,2007)。双元动态能力指能够实现一对相互冲突目标的动态能力,例如探索与利用、延续与变革、效率与灵活等类型(刘洋等,2011)。在跨组织双元动态能力研究中,形成弱相互依存关系与强相互依存关系两种视角,前者不考虑组织间管理认知异同的问题,将合作伙伴视为一种外部资源,后者强调组织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强相互影响对资源整合和能力构建的影响。

      弱相互依存关系视角的研究,侧重探讨单个企业如何改变内外部资源基础实现相互冲突的目标适应环境变化(Wang and Chen,2018),关注单个企业为平衡矛盾目标的资源部署,合作伙伴被视为影响企业的外部资源(Tang and Gudergan,2018)。例如,强调企业通过跨行业合作更新动态能力,放大组织资源的聚合效应、抑制内锁效应(刘贵文等,2019);主导企业提升网络能力实现探索与利用式创新的平衡和互补(焦豪,2011),或主导企业通过整合合作中的异质知识和能力,形成兼容适应性和敏捷性的供应链管理能力(Aslam et al.,2020)。总体上,这类研究对跨组织协同进行了高度抽象,不考虑组织间的相互影响。

      强相互依存关系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影响双元动态能力的3个因素:一是战略整合因素,提出通过价值链重配置和改变协调系统以整合开发与探索战略,形成双元动态能力(Vahlne and Jonsson,2017),这需要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管理认知保持一致。如品牌商与经销商,需要设定共同愿景,建立标准化流程推动一致性目标;二是流程整合因素,如通过分布式的并行学习实现双元动态能力(Bingham et al.,2015),或建立正式的合作契约和非正式的跨组织信任(Vahlne and Bhatti,2019);三是技术整合因素,认为技术创新通过平衡渐进式与重构式创新(刘洋等,2011),以及通过技术模块化和组织结构扁平化支持双元创新(焦豪,2011)。这类研究认为,数字化技术在跨组织层面的应用使合作组织能够兼顾流程调整并促进创新行为,形成双元动态能力(Benitez et al.,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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