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在“双一流高校”启动“强基计划”试点工作，试行17年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由此叫停。作为一种新的招生试点改革方案，要解释它为什么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是非常复杂的。林德布罗姆提出了渐进主义的政策分析模型，这一分析模型认为，因为政府权力的有限性、社会问题认定上存在的分歧以及人类活动本身的复杂性等因素存在，使得政策制定基于“完全理性”是不现实的，因此，公共政策就需要不断的补充和修正。这对减少冲突、维护稳定、保持政治体系自身的秩序都是特别重要的。[1]自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考改革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风险大，一直是以试点的方式进行。渐进主义提供了一种比较适切的分析视角。正如有很多研究者认为，相比于自主招生试点改革，“强基计划”改革目标更加明确，政治站位更高，把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遴选与培养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招生程序更加规范，公平性更加有保证，在改革举措上求实、求稳，方案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改革方案摈弃了“功利化”做法，破除了“唯分数”窠臼，注重综合评价，突出选育结合，是对中国特色招生模式的有益探索。[2]渐进主义把公共政策作为一种“试错”的过程，是通过“试错”不断完善的过程。但也正如对渐进主义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仅仅对政策进行修正和补充，但却缺乏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调节中心和指导原则，不能视为一种好的决策模式。且渐进主义更多关注短期目标，只关注对过去政策的有限调整，因而容易忽视社会的基本变革。[3]与渐进主义模式相比较，理性主义更注重政策决策是一个理性的过程。科根认为，政策是“对价值观进行权威配置的事情，它是对价值观的可操作性的表述，突出对理想社会的构想”。[4]但谁的价值观能够被分配、如何分配就成为关键。在各个高校公布的“强基计划”招生简章中，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为国选材，为党育才”是其鲜明的政策定位，凸显了国家的执政理念和价值主张。但同时，高考综合改革所彰显的“选择性”以及对个体需求的关照提醒我们，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必须面对多种目标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各个主体这一现实。[5]当公共政策越来越需要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主张时，不同利益诉求的平衡就不能不考虑。因此，对政策的分析需要更加综合的视角，即采取“混合扫描”的方式，既要从历史的、渐进主义视角分析政策的演变，也需要从政府的政治考量中思考其理性的构想，同时也要考量公共政策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兼顾所做的权衡，如此才能比较全面地分析“强基计划”的改革动因、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可能走向等问题。 一、“强基计划”的改革动因与价值定位 理解“强基计划”的改革动因，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需要和其所“取代”的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方案进行比较。就其改革所涉及的内容而言，仅此而已并不足够，还需要从高考综合改革的历程和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历史逻辑中进行比较和解释。研究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自主招生在招生标准、招生程序等方面面临科学性和公平性的质疑。其二，服务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需要。其三，克服教育的功利性，推动综合评价，实现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6]但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在社会科学中，对社会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是非常复杂的，绝不能想象某个单一因素或一组特定的原因能够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做出“完整的”解释。对于如何建立起因果关系，韦伯认为必须考虑两种不同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对一个历史事实的因果意义进行评估时，首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把该事实排除在被认为共同起决定作用的众多复杂因素之外，或者该事实朝着某个方向改变了，那么按照普遍的经验规则，这些对于我们的兴趣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特性是否也会产生相应的改变”。[7]因此，有必要对改革的动因进行辨析，才能对政府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有清晰的认识。 1.“强基计划”的改革动因辨析 首先，自主招生试点改革的政策偏差并非“强基计划”出台的原因。自主招生试点改革遭受的最大质疑和批评就是招生标准的科学性、有效性，招生程序的规范性与公平性，以及招生结果带来城乡入学机会的扩大。针对这些批评，教育部在2019年推出了号称史上最严格的招生政策，[8]对招生资格、招生程序、招生规模做了严格的限定，从技术层面已经回应了社会对自主招生公平性的质疑。另外，政府通过国家、高校和地方专项计划，逐步改善弱势群体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9]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的终结与其改革的历史使命相关。回顾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改革，其改革的任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二是推动综合评价招生改革，三是遴选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人才。落实招生自主权和推进综合评价改革已经在“三位一体”招生模式，以及部分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模式中延续。此外，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不断推进，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将成为高考改革的方向。遴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使命则因为实行更加严格的政策而逐步和“保送生”政策趋同。因此，自主招生试点改革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的终结不是高校自主招生权的终结。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在综合评价招生和保送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政策中继续延续着。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强基计划”并非自主招生试点改革的“升级”或者“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