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家宏观政策和内在发展需求的双重驱动，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态势。跨国企业试图通过并购整合获取创新所需的互补资源，进而推动产品创新和工艺改进[1]。然而，实际操作层面的效果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一方面，一大批跨国企业通过并购整合推动了创新发展。如吉利并购整合沃尔沃后相继推出了博瑞、领克等新产品，销量也由并购当年（2010年）的41万辆跃至2019年的136万辆，成为自主品牌当之无愧的第一；三一重工在并购整合普茨迈斯特后获得了代表顶尖技术的“德国制造”产品标签，迅速成长为国内最强、世界第五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另一方面，也有一大批跨国企业未能通过并购整合实现当初的创新设想。如上汽在并购整合韩国双龙汽车的过程中遭遇了双龙工会的极力抵制，而明基在并购整合西门子的过程中也遭遇了文化、政治、法律冲突所导致的“闪败”，最终都使并购之初的技术合作梦想化为泡影。鉴于此，有必要在理论上深究跨国并购整合过程中创新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 创新管理学派对跨国并购整合的创新效应给予了重点关注，但仍存在不足。第一，对于影响创新的并购整合前因（即前部影响因素），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整合机会[2-5]、整合能力[6-8]、整合程度[9-12]，并且逐渐发现，并购所蕴含的整合机会、并购企业的整合能力只是影响创新绩效提升的基础，如何做出科学合理的并购整合决策才是关乎创新意图能否实现的关键一环。然而，目前该派研究仍局限于整合程度的战略决策考量，并没有将制度因素视为整合决策的内生变量，这种思维导向将整合决策视为脱离于制度的孤立事件[13]。依据制度理论的逻辑，制度决定了游戏规则[14]，这意味着跨国并购整合的成败直接取决于企业能否对整合中遭遇的制度冲突做出正确响应。因此，有必要在跨国并购整合决策的理论体系中融入制度因素。第二，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资源观来解释跨国并购整合的创新机理，尚未深层次揭示跨国并购整合影响创新的内在机制。如Ahuja和Katila认为，被并购企业知识基的绝对规模大、相对规模小，且并购双方在产业和技术方面足够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时，并购企业能够整合更多的资源和知识用于创新[2]；Desyllas和Hughes发现，并购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越强，就越能够整合被并购企业的知识和技术[7]；Puranam和Srikanth认为，整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相应重组、协调、控制惯例的形成，有利于从目标方获取创新所需的互补资源[10]。然而，这种理论阐释并未揭示出并购整合过程中的资源获取和利用过程。笔者发现，持续提升跨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并不是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取的知识，而是其所建立的知识整合机制[15]。Choi和McNamara更是明确指出，跨国并购动机的实现取决于整合中的知识获取和利用过程[16]。因此，理论上有必要进一步深化资源观视角下跨国并购整合的创新机制，揭示其资源获取和利用过程。 战略管理领域关于并购协同的研究虽然为揭示上述中介机制提供了理论视角，但仍存在理论缺口。战略学派认为，推动并购后绩效提升的根本原因是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17-18]，并购企业在整合过程中可以通过与目标方在研发、生产、营销、管理、财务等方面的协同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创新效应、市场拓展，进而推动并购后绩效的提升[19-20]。然而，该派学者重点探讨了并购协同的分类[17，20]、不同协同效应的作用机理[21]以及并购前的因素对协同效应实现的影响[19，22]，缺乏对并购后整合战略决策与并购协同关系的研究。并购后整合过程中的战略决策直接决定了协同效应能否实现，同时跨国企业在并购整合以实现特定协同效应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整合情境存在差异，需要企业根据特定情境做出差异化的整合决策[21]。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从整合战略决策视角探究并购协同效应实现的前因，精确解析并购整合决策与并购协同的对应关系，为搭建跨国并购整合决策、并购协同、并购后绩效的逻辑桥梁提供理论支撑。 本研究将基于并购协同理论视角打开并购整合影响创新绩效的“黑箱”，精确解析从整合决策到创新绩效提升的传导机制。在并购整合决策指标的选择上，本研究引入制度逻辑视角，将并购整合过程中的战略决策定义为根据外部制度逻辑冲突所做出的战略响应，并分为制度适应和制度共创两种形式。本研究认为，并购企业在运营整合过程中倾向于通过制度共创来响应制度逻辑冲突，实现运营协同进而提升创新绩效；而在财务整合过程中倾向于通过制度适应来响应制度逻辑冲突，实现财务协同进而提升创新绩效。本研究将对创新管理学派关于跨国并购整合决策、战略管理学派关于并购协同的相关研究有直接贡献，同时对跨国企业通过并购整合决策实现并购协同进而提升创新绩效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二、理论与假设 （一）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的整合决策：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 制度逻辑被界定为“经过社会构造的关于物质实践、假设、价值观、信念和规则的历史规律”[23]804。多个不相兼容的逻辑的并存使得组织面临制度复杂性[24]。制度复杂性会在组织内部造成一种张力，引发权力斗争和公开冲突[25]。由于跨国并购双方产生于差异化的制度体系，制度复杂性在跨国并购整合情境下尤为突出。跨国企业在并购目标企业之后，需要通过共享、转移等形式将双方资源要素进行系统性融合和重新配置，其中涉及建立一系列的重组、协调和控制惯例。这导致并购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由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逻辑冲突所带来的整合障碍。Newenham-Kahindi和Stevens研究发现，本土企业和国外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往往存在身份来源、信息流动（从上至下单向流动vs.广泛分散、包容各方）、经济活动（关系的vs.交易的）、经济体系（正式经济vs.非正式经济）、关于决策制定的规则与价值观（自上而下的分层决策vs.整体导向的集体决策）等多个方面的制度逻辑冲突[26]。魏江等发现，跨国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就在于思考如何应对由制度逻辑冲突所导致的“外来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27]。基于制度逻辑视角，本研究将跨国并购整合决策定义为并购企业对外部制度复杂性情境的战略响应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