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跨国并购已不仅仅被发达国家企业主导，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企业发起的逆向跨国并购日益显现。中国企业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更是成为逆向跨国并购的主力军（Kumar，2009；Yaprak et al.，2018）。从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知识存量丰富、技术先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已逐渐成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目的地（程聪，2020）。通过逆向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可获得诸如自然资源、技术、品牌和市场等战略性资源，快速推进国际化进程，并实现国际竞争力跃迁（周常宝等，2020；Devers et al.，2020）。 尽管逆向跨国并购具有快速获取专利技术、商标品牌、研发能力以及客户关系等优势战略资源的好处，但统计数据表明，有多达60%～80%的企业，由于并购双方资源和能力不对称、并购整合经验不足以及管理过程不善，最终导致整合失败（Ataullah et al.，2014）。在并购整合失败原因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关注了并购整合模式发挥的作用（Haspeslagh and Jemison，1991；Zaheer et al.，2013；Angwin and Meadows，2015；Zheng et al.，2016），但大多数研究成果是基于发达国家发起的跨国并购情境。由于逆向并购中主并企业在发达国家面临着制度逆差、来源国劣势、资源能力不对称性等挑战，导致并购后组织合法性获取难度更高，这将使得以往来自于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并购后的吸收式、共生式和保留式的整合模式规律，对指导中国企业逆向并购实践的作用有限（Bhabra and Huang，2013）。总之，不同情境意味着存在不同的并购整合模式和有效的作用机制。因此，探索适用于中国企业逆向并购整合模式及其情境匹配关系显得重要而迫切。 逆向并购整合过程需要协调与应对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边关系以及多重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大样本实证研究在探究如此复杂的、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的和模糊性的组织现象时解释力有限（Langley et al.，2013）。在发现过程（How）和理论机制（Why）上，质性研究具有显著优势，可有效弥补大样本实证研究的不足，可为情境丰富、复杂且不确定的逆向并购整合过程提供新颖的思路（Rousseau et al.，2008）。从文献上看，已有研究多以单案例或多案例研究探讨逆向并购整合过程中的组织合法化战略及其动态演化（魏江等，2020）、组织身份管理（杨勃、许晖，2020）、整合战略（魏江、杨洋，2018）、话语构建（Monin et al.，2013）等议题。然而，由于案例研究强调研究结论的新颖性，学者们发现即使针对相同的研究议题，研究间的“孤岛”现象也会逐步凸显，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管理研究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困难（李会军、席酉民，2019）。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一种被称为质性研究元综合（qualitative meta-synthesis）的方法在医学、教育与社会学中逐渐兴起，后来也被命名为质性元分析法（qualitative meta-analysis）。Hoon（2013）将该方法引入组织与管理研究中。该方法旨在分析已有案例研究结论中的构念、关键变量及其潜在关系，以对已有理论进行验证或延伸，甚至发展新理论。尽管已有一系列案例研究成果对中国企业逆向并购整合过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研究焦点、理论视角和分析策略的不同，导致现有成果仍较为琐碎和孤立，缺乏系统性。借鉴质性元分析的合成思想，将已有的与并购整合相关的丰富的案例研究成果统合起来，进行更高层次的凝练与归纳，可为理解和分析复杂的逆向跨国并购整合过程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基于此，本文选用质性元分析法，以与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整合过程主题相关的25篇的案例研究成果为样本，通过摘录、编码、归类过程，凝练和概括了中国企业逆向并购整合模式选择的匹配条件，进一步探讨不同利益相关者响应行为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较为系统完善的逆向并购整合过程的分析框架。 二、文献回顾 （一）新兴经济体企业逆向跨国并购 逆向跨国并购通常是指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以获取战略性资产的国际化经营行为（Zhang et al.，2019）。与传统或顺向跨国并购相比，逆向跨国并购中来自制度、经济、技术欠发达国家的主并企业面临着“外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新兴经济体劣势”等多重困境（Li et al.，2019），导致了以往的跨国并购理论已不足以刻画新兴经济体逆向跨国并购整合过程面临的独特挑战（Ramachandran and Pant，2010）。为此，部分学者开始立足于逆向跨国并购的研究情境，尝试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具体而言，现有逆向跨国并购的研究主要基于组织学习理论（Mathews，2017）、吸收能力理论（Liu and Woywode，2013）、制度套利理论（Deng，2009）、制度理论（Devers et al.，2020）、资源基础观（Angwin and Meadows，2015）、协同理论（Zaheer et al.，2013）等理论为支撑，重点关注逆向跨国并购的前因、过程和结果。如并购动因（Zheng et al.，2016）、并购进入模式和并购股权比例（张明等，2019）、并购整合过程（杨勃、许晖，2020）、并购绩效（Kumar et al.，2020）、并购价值创造（谢洪明等，2019）、并购成败（赵剑波、吕铁，2016）等，并识别出影响逆向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因素，如并购经验（Ai and Tan，2017）、制度差异（Thelisson et al.，2018）、文化距离（Ellis et al.，2012）、并购动机（魏江、杨洋，2018）、资源与能力相关性/互补性（Angwin and Meadows，2015）、组织所有权性质等（Jing et al.，2017）。 （二）新兴经济体企业逆向跨国并购整合过程 并购整合阶段被证实为并购价值创造的主要手段，已有研究围绕逆向并购整合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包括内容整合层面的文化整合/技术整合/人力资源整合（颜士梅、张钢，2020），整合的影响因素及整合成效（Gomes et al.，2013；Zhang et al.，2019），以及整合过程中的合法性获取（程聪等，2017）、整合战略/模式选择等问题（魏江、洋洋，2018；杨勃、许晖，2020），其中影响整合过程的因素有先前并购整合经验（黄嫚丽等，2019）、并购动机（Nicholson and Salaber，2013）、潜在协同和吸收能力（Liu and Woywode，2013）、来源国劣势和外来者劣势（Madhok and Keyhani，2012；杨勃，2019）、制度差异（魏江等，2020）、文化距离（Dikova and Sahib，2013）、资源能力的相似性或互补性（许晖、单宇，2019）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