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组织政治作为普遍存在的组织现象,引发大量学者基于感知视角对其效应展开研究(瞿皎姣等,2014)。根据公平理论、压力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资源保存理论等,已发现组织政治知觉会对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离职意愿、知识分享、工作压力、公平感知、心理退缩、工作投入、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等员工态度、情感、行为产生影响(Cho & Yang,2018;Chang et al.,2012;Miller et al.,2008)。尽管多数研究揭示出组织政治知觉的消极效应,但影响结果并未达成一致,尤其与行为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结果的模糊性更甚。元分析表明组织政治知觉与工作绩效的相关系数分布在-0.32与0.12之间(Miller et al.,2008),不仅强度不确定,甚至方向还相反。如果细化到不同行为维度,组织政治知觉的影响过程和结果则更加复杂。瞿皎姣等(2014)、曹霞等(2016)都发现不同维度组织政治知觉与不同维度绩效存在不尽相同的影响。不仅如此,根植中国大陆(Bai et al.,2016;瞿皎姣等,2014)、中国台湾地区(Takeuchi et al.,2015;Hsiung et al.,2012)、韩国(Choi et al.,2015)、以色列(Chang et al.,2009)等高政治文化情境的研究还发现组织政治知觉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关系更加明显,揭示出其效应的文化情境性。 可见,无论是聚焦总体绩效,还是具体到诸如角色内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等维度层次的分析,组织政治知觉与远端行为结果(distal outcomes)之间的关系及机理都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考察。而挖掘组织政治知觉影响的中介和调节机制(Kacmar et al.,2013;Chang et al.,2009)、在维度层次上展开区辨性分析(Hochwarter et al.,2020;Bai et al.,2016;瞿皎姣等,2014)、考虑社会文化因素展开情境化研究(Bai et al.,2016;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等呼吁为其关系的明晰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方向。 心理学领域对行为研究存在3种互补性解释传统。第一,功能主义视角(functional approach)认为人类行为受目标和需求驱动,是欲求功能或目的的实现手段,所以动机是理解行为的关键(Snyder,1993)。而希望获得好印象、避免留下坏印象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持有的基本动机(Rosenfeld,1997),通常易滋生于高政治情境中(Halbesleben et al.,2010),已被作为组织政治知觉和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解释视角(崔勋、瞿皎姣,2014;Chang et al.,2012)。聚焦印象管理动机进一步考察不同维度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行为的关系机理有望为二者关系的明晰带来突破。第二,动机和能力的交互视角认为员工的职场行为是其动机和能力交互作用的结果(Lawler,1966)。其以社会分析理论为代表,揭示出社会技能在印象管理动机转化为印象管理行动中的重要作用(Blick le & Hogan,2017)。整合社会分析理论考察社会技能对印象管理动机实现程度的影响亦是明晰组织政治知觉与工作行为关系机理的重要线索。第三,个体和环境的交互视角说明职场行为是个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Judge & Zapata,2015;Bowers,1973)。其以特质激活理论为代表,揭示出特质和情境的关联性是动机及行为产生的重要前提(Tett & Burnett,2003)。整合特质激活理论,考察情境和特质的交互影响是明晰组织政治知觉与工作行为关系机理的一个有力尝试。鉴于此,整合3种理论视角有助于厘清组织政治知觉与工作行为的关系。 同时,相对于民企,国企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有着更大程度的沿袭,是政治文化和人情社会内洽情境的一个缩影。其盛行的干部组织管理模式(the cadre organization)、命令治理体系(rule of mandates system)(吴少微、杨忠,2017)等所体现出的体制性特征更为明显,关系本位、主位取向,人情运作等色彩更加浓厚,更能显像受政治文化和人情社会深远影响的中国员工对政治的独特反应。 为此,本研究拟根植中国情境,立足国有企业,基于行为研究的解释传统,整合印象管理、特质激活、社会分析理论,以印象管理动机为中介、以体现特质和能力的自我监控为调节,聚焦维度层次,来考察组织政治知觉与工作行为的关系机理。 在理论上,本研究首次在中国情境下结合印象管理、社会分析、特质激活3个具有内在关联的行为解释理论,从动机与特质及能力的交互视角对组织政治与工作行为的关系展开整合性分析,是对功能主义、交互主义研究传统的继承,对依据动机视角剖析行为研究建议(Grant & Mayer,2009;Rioux & Penner,2001)的遵循,对基于社会分析框架探索组织政治知觉影响研究倡导(Chang et al.,2012)的实践,对根植中国情境挖掘文化影响特性研究召唤(徐淑英、张志学,2011;Tsui,2004)的响应,可为组织政治知觉与工作行为关系的明晰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解释逻辑,从而推动组织政治研究的深入,并为中国情境研究带来启示;在实践上,本研究锁定国企管理情境的研究发现可为国企管理的变革与优化提供指导,为中国式管理实践的探索提供方向,从而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提供管理借鉴。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中国政治文化—人情社会的内洽情境特性分析 中国情境以政治文化(周桂细,2007)和人情社会(金耀基,2012;费孝通,2010;翟学伟,2005)为显著特征。作为对小农经济分散生产进行协调管理及维持社会安定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古代社会建立起权力本位的官僚政治体制。始于秦汉末于清,孕育出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官僚政治文化(周桂细,2007;王亚南,1981)。其以天命论为基本假定、大一统思想为现实表现、纲常论为日常规范,对中国人的观念和行动带来深远影响。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又使得家庭形式成为承担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黄光国,2013)。长期以来的农耕性与聚居性家庭生活要求人们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将“情”而非“理”作为行为规范的核心(翟学伟,2005),和家人讲“亲情”、和熟人讲“人情”,形成一套以情为中心的社会运作机制(黄光国,2013)。基于血缘关系建立的家族制作为中国人际关系的滥觞(翟学伟,2005),逐渐演变为亲疏、内外、远近有别的关系形态,形成差序格局(费孝通,2010)。其亦是依靠儒家人伦思想来维系社会关系的稳定与秩序(翟学伟,2005)。可见,在小农经济生产背景下,儒家人伦思想被历史选择,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以此为支撑的政治文化和人情社会奠定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情境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