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21)01-0128-18 0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复杂性与风险性不断加剧,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与新引擎。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数字经济”,2019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再提“数字经济”,强调“壮大数字经济”。由此可见,当前中国正处于互联网经济转向数字经济的重要时间窗口期,且我国已明确数字经济的重大战略地位。 相比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分类,数字技术的使用带来了新的生产要素,即信息与数据。由于该类生产要素具有显著流动性且极易积聚,其信息传播与复制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这使得信息与数据收集的数量、范围、速度呈指数级增长(G
lzer et al.,2017),但是数字类要素需要高昂的固定成本投入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数字经济需要充分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体现数字经济规模化、网络化等优势,这也决定了企业很难独自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数字化变革需要企业积极寻找外部资源助力实现其数字化战略目标,而企业网络是企业与外部建立有效联结并且获取资源的重要形式。企业网络数字化融合尚处于早期阶段,有核式企业网络在数字化转型初期更易发挥核心节点领导作用,能够统筹网络数字资源,协调网络节点数字化战略实施,激活企业网络的数字化潜力。核心节点作为企业网络领导者,需要进行企业网络数字化的整体赋能,不断强化其生态价值创造力与竞争力。由于核心节点拥有较强的网络权力,因此在与非核心节点的合作中具有主导性,可以通过不同联结形式,将不同行业性质的节点企业纳入以自己为核心的网络生态系统中来。而非核心节点企业,则需要加快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主动拥抱数字经济时代(陈春花,2019)。因此,与数字化优势企业进行合作,过程入网,资源上链,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生的网络联结关系,成为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表征。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企业网络数字化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课题,国内外研究方兴未艾。本文通过梳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论述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必然性,继而提出企业网络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分析网络中核心节点与非核心节点围绕数字化产生的行为逻辑,特别强调关系嵌入视角下的节点联结问题。 1.1 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动因与时代必然性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节点的数字化引起原有企业网络的数字化融合。庞大的数字资源投入与数字经济本身的规模化和网络化特征决定了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企业个体力量无法持续有效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即便如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行业超级巨头,也需要构建网络生态系统实现其数字化目标,网络节点的数字化转型需求推动了企业网络整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突破了物理空间的制约,使得原有资源汇聚在数字空间内。随着网络核心节点的数字化能力不断增强以及数字化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该企业网络所“链接”的资源数量与质量会阶乘式增加,急剧放大该网络生态所拥有的“链接资源”(朱岩等,2019),企业要想拥有该链接资源,就要积极寻求与数字化实力雄厚的核心企业合作,加入其主导的数字化网络生态中,获取企业网络带来的庞大链接资源。因此,具有强大数字化能力的核心节点在网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企业网络数字化融合初期,由具有数字化优势的核心节点统筹赋能网络生态位中非核心节点的模态可能更具有代表性,这也是本文选择有核式网络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 企业网络的数字化转型目的就是要帮助网络整体与节点保持竞争优势,同时使企业网络具有难以替代且能够创造价值的核心能力。李海舰等(2019)梳理了传统工业经济迈向智能经济时代过程中企业组织发生的演化形态,认为信息经济时代带来的环境动态变化提高了传统企业的资产专用性风险。作为企业网络形态之一的虚拟性组织为了实现价值创造进行“织网”并且调整网络节点,使得组织随时拥有最新的外部资源。另外,企业为了进入价值网络会不断提高和优化自己从而获得“入围资格”,间接优化了整体网络。该网络随着时代发展将会继续向智慧型与共生型组织演化。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大数据与云计算的进一步成熟,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迭代,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的规模化应用,企业原有的产品边界、运营边界、组织边界以及行业边界被不断打破,加之外部环境的“无序”以及无法判断的未来,企业的单枪匹马式发展策略很难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外部环境与组织内部压力,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除非企业能够把自己融入一个系统、一个共生结构中去(陈春花等,2018)。 1.2 数字化转型中企业网络节点特征与转型逻辑 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也需要扩大其网络生态边界,提高其要素配置效率,利用网络生态位优势获取异质性资源。针对企业网络核心节点行为分析,不同学者也对其进行了相关研究。Dhanaraj(2006)认为企业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可通过运用知识权力来影响其他节点的行为。孙国强等(2016)发现企业网络中核心节点起引领作用而边缘节点则发挥跟随性辅助作用。Pittaway等(2014)认为核心企业是网络结构中吸收与创造知识资源最快的节点,核心企业对网络的协调与管理决定着创新网络的扩展与成败。魏炜等(2012)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认为企业若要升级其资源能力禀赋,需要将利益相关者纳入其整体治理结构中,并且与之联结形成网络拓扑结构,同时需要保证利益相关者的成长与发展,才能将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组织整体的竞争优势。刘鹏飞等(2018)指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数据孤岛”问题,需要加强数字化生态圈的建设,将数字资源进行深度整合从而打通“数据孤岛”。另外,核心节点的经济实力决定着外部企业是否愿意加入以自己为核心的生态圈。田博文等(2019)通过对阿里新零售网络的案例研究发现,网络演化呈现中心度不断递增的规律,这说明了原有核心节点通过不断吸收优质资源巩固其核心网络地位。王节祥等(2018)认为集群生态的升级需要依赖龙头企业的跨界创业行为,从而提升系统的生产率、多样性以及稳定性。核心企业通过消除点状结构洞以及占据球状结构洞,成为平台领导者并且获取价值。综上,对有核式企业网络核心节点的研究基本表明,核心节点出于自身利益出发,会构建符合时代环境的动态企业网络,并且有足够动机去提升非核心节点企业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