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及治理: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金林(1964- ),男,湖北蕲春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金融科技;李健(通讯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武汉 430073)。

原文出处:
中国软科学

内容提要:

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经济遭遇“三期叠加”,企业经营潜在风险加大。近年来上市公司信用违约事件频发,企业集团风险不断暴露,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由此,解析企业集团信用风险形成机制,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传染,夯实风险治理微观基础十分紧迫。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分析企业集团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异质性个体信用风险形成和传染机理及路径;并源于异质性个体的经验数据,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与风险外溢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是异质性个体的信用风险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且企业集团高密度、低中心型网络结构放大了风险传染效应;二是企业集团网络系统内部风险传染效应大于外溢效应,且风险传染效应及传染时间与企业间网络联结程度及路径长度相关;三是“去杠杆”与网络节点间的风险隔绝是抑制信用风险传染的重要举措,企业集团对异质性个体的引导、救助以及风险隔绝,对于防范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与外溢具有重要作用。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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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0)10-0119-18

       修回日期:2020-08-16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①的新常态,面临着由速度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外部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等严峻挑战,一些潜在风险开始显现。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爆发多起信用违约事件,导致企业集团风险不断暴露。如2020年腾邦国际子公司喜游国旅债务违约,导致母公司腾邦国际市值蒸发百亿,并被迫申请破产;2019年巴士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巴士科技发生债务违约,拖累母公司巴士集团被深交所强制退市;2018年年初西部牧业集团旗下的多家子公司发生信用违约事件,从而导致母公司西部牧业集团被强制退市;又如2015年央企天威集团的破产重整,其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巨力索具出现大面积的债务违约。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影响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成为引致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形成的重要隐患;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经济运行的微观信用基础,严重时还会酿成产业链危机,给我国当下经济转型带来不良影响。

       企业集团因管理协同及经营多元化等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各成员公司经营风险。但是,企业集团存在着规模大、产业链长、财务结构复杂等特征[1],且成员企业间经常发生密切的资产、技术及资金等多方面的业务往来[2-3],因此在外部环境冲击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下,企业集团内的信用风险形成及传染路径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情形[4]。据此,依据复杂网络理论,本文将企业集团描述为节点(即成员企业)间通过明确产权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或经营关系等进行连边所形成的复杂网络。在企业集团网络中,任意节点企业都是独立经济主体,节点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过度追求,会提高其风险偏好与风险承受度,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冲击下,个别节点企业信用风险会不断放大并形成异质性个体②,构成企业集团的风险源。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若企业集团网络出现异质性个体,将对成员企业造成风险冲击,轻则影响成员企业的生产经营,重则导致企业集团出现破产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产业群体出现危机[4-5]。据此,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夯实防控风险微观基础的背景下,加强识别企业集团网络结构特征,探讨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路径与效应以及异质性个体的治理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的研究,聚焦于信用风险传染渠道以及应对信用风险传染的企业决策行为等方面。在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渠道方面,Claessens等(2016)[6]认为企业集团存在目的是减少交易成本,实现集团业务的垂直整合,进而成员企业间存在着广泛的并购交易、担保业务、资金往来等,并通过利润共享等方面分担个体经营风险[3,7]。然而,Joe(2018)[8]指出企业集团能够为成员企业间技术交流、资金交易等带来一定的便利性,但成员企业间的风险传播速度也是最快的。陈林等(2011)[9]基于期权及股权关系度量企业集团的信用风险,指出信用风险会通过股权关系在企业集团内部快速传染。Barro等(2010)[10]基于企业集团中成员企业间的业务交易数据,指出企业集团间信用风险会通过企业间的业务交易进行传染[11]。Li等(2018)[12]通过研究企业集团中成员企业间的担保机制,指出成员企业间的互相担保同样是信用风险传染的主要渠道[13-14]。类似地,Wang等(2019)[15]通过研究企业集团间资金交易频率,指出企业集团中内部企业关联越紧密,受到的风险冲击越强。徐超等(2012)[16]指出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产生主要源于某一成员企业发生信用违约事件,从而引起的其他成员企业违约概率的变化。纳鹏杰等(2017)[1]指出企业集团的金字塔结构会导致信用风险传染的加剧。在企业集团应对信用风险传染的决策方面,王世权等(2016)[17]指出母子公司关联审计有助于提升企业管理效率,降低成员企业信用风险的发生。Govindan等(2017)[18]认为加强企业集团的内部审计、做好风险转移策略,从而有助于企业集团出现信用风险时及时做出风险转嫁行为。

       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认为风险传染与网络结构有关,但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金融机构间的网络结构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胡宗义等(2018)[19]通过研究金融机构间的网络结构与金融风险间的关系,指出网络结构以及网络相关性对金融风险传染具有重要影响。Marbukh(2016)[20]认为金融系统在受到外部冲击较小时,金融机构间的网络结构有助于分担风险。同样的,Blume等(2011)[21]认为金融机构间的网络结构有助于分担风险,但是网络具有高连通性,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间的网络结构为金融风险的快速传染提供了“便利”。同时,少许文献关注到实体经济领域内的网络结构及其信用风险传染问题,如Lenzu等(2012)[22]认为当产业中系统性风险尚未形成时,产业网络结构有助于分散风险,但系统性风险一旦形成并爆发时,产业网络结构的高连通性反而会造成大面积的风险传染;方匡南等(2016)[23]通过研究企业财务数据间的网络关系,建立网络结构Logistic的企业信用风险预警模型,指出企业财务数据间的关联网络会导致信用风险快速传染;宋凌峰等(2019)[24]通过研究光伏产业间的网络结构,指出网络结构具有“稳健但脆弱”的性质,也正是这种网络结构造成信用风险在产业内的快速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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