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组织，因此董事会决策问题一直受到公司治理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Desender et al.，2013；Haynes and Hillman，2010；Oehmichen et al.，2017)。公司治理领域学者指出，要深入理解董事会决策，必须要关注董事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董事成员地位从中发挥的作用(Hambrick et al.，2008；Veltrop et al.，2017；Westphal and Stern，2006)。关于地位在董事会决策中的作用，现有文献主要从董事个人层面进行研究，发现地位低的董事成员更可能会屈从地位高的董事成员意见(Veltrop et al.，2017；Westphal and Stern，2006)。不过，这些文献没有关注到董事会作为一个群体的情景：董事会作为一个群体，对公司重大战略问题进行集体决策(Correll and Ridgeway，2003；He and Huang，2011)。 如果仅从董事个人层面而不从群体层面考察地位对董事会决策的影响，似乎无法给出更为全面而准确的回答。比如，在一个由3名董事成员组成的董事会中，如果1名董事成员地位较低，2名董事成员地位较高、地位相当，并且意见存在分歧，那么那名地位低的董事成员该遵从哪位地位高的董事成员意见呢?这种情况就必须要从董事会群体层面才能给出更为合理的回答。根据群体层面旨在阐明地位在群体中作用的理论——预期地位理论，群体成员在群体中地位的高或低是相对的，来自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比较；群体成员通常会对群体中成员的地位差异形成一致性预期，这种地位差异的一致性预期形成了群体层面的非正式层级(Berger et al.，2014；Melamed，2013；Simpson et al.，2012)。关于预期地位理论的研究表明，当群体存在清晰的非正式层级时，群体成员决策时发生分歧的情况较少(Berger et al.，1976；Van Dijk and Van Engen，2013；Fararo，1972)。 因此，为了探究地位在董事会决策中的作用，本文从群体层面基于预期地位理论(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①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董事决策的影响。根据预期地位理论的逻辑(Berger et al.，2014；Hong et al.，2017；Reese and Mcdougal，2017)，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影响董事成员之间的顺从行为——地位低的董事往往会顺从地位高的董事。当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较清晰时，董事成员在进行决策时发生分歧的可能性较小，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较高。本文基于中国特有的董事会投票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董事发表异议的可能性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成员稳定性程度越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互动程度越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对董事异议的抑制作用越弱。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第一，关于地位在董事会决策中作用的现有文献主要从董事个人层面进行研究，认为地位低的董事成员更可能会屈从地位高的董事成员意见(Veltrop et al.，2017；Westphal and Stern，2006)。本文从董事会层面进行研究，发现基于董事成员地位差异而在全体董事成员之间形成的一致性预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董事发表异议的概率，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董事发表异议的概率越小，这深化了关于地位在董事会决策中作用的现有认识。第二，关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投资效率(武立东等，2016)、创新决策(李长娥、谢永珍，2017)、战略变化决策(王凯、常维，2018)、董事会决策过程(武立东等，2018)②和企业绩效(He and Huang，2011；张耀伟等，2015)的影响，本文基于预期地位理论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董事会决策的影响，以及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成员稳定性、董事会成员互动程度的调节作用，这进一步拓展了关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后果的现有研究。第三，关于董事异议的现有文献，发现独立董事声誉(Jiang et al.，2015)、董事长与独立董事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Ma and Khanna，2016)、独立董事兼职数量和报酬(唐雪松等，2010)、独立董事财务背景(叶康涛等，2011)、公司业绩和企业性质(祝继高等，2015；叶康涛等，2011)等影响董事异议，本文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地位差异也会影响董事异议，这也拓展了关于董事异议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第四，关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概念的测量，现有文献对于如何选取董事成员地位指标还存在分歧。比如，He和Huang(2011)以董事成员兼职数量作为董事成员地位指标；Jiang等(2015)、Rajgopal等(2006)、Ridegway(2014)等以高管成员的媒体关注度作为高管成员地位指标；张耀伟等(2015)、武立东等(2016)、武立东等(2018)以董事成员兼职数量、董事成员政治关联、董事成员家族成员身份、董事成员行业协会成员身份的叠加作为董事成员地位指标。本文在整合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选择董事成员兼职数量、董事成员媒体关注度、董事成员政治关联作为董事成员地位指标，然后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3个指标进行合成，以此合成指标测算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这对于缓解现有文献关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测量的分歧有一定的增量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