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0)02-0106-21 在职消费，是指与特定工作或职务相连的、除正常的工资薪酬以外的各种非货币性利益的统称。合理的在职消费行为符合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需要，有助于提升组织效率和公司价值；但是，如果在职消费超过合理的限度之后，可能产生高昂的代理成本，损害公司价值(陈冬华等，2005)[1]。由于在职消费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加上信息披露规则的不健全，外界往往难以窥知这一“黑箱”背后的秘密。随着中国铁建“天价”业务招待费、珠海格力集团“酒宴门”等事件的频频曝光，高管在职消费问题越来越多地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关于在职消费的性质，理论界存在“效率观”和“代理观”两种不同的解释。“效率观”认为在职消费是企业正常经营发展需要及契约不完备的产物，扮演着隐性激励的重要角色(Rajan和Wulf，2006)[2]。然而，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证据大多支持“代理观”，即在职消费是高管利用自身权力对公司资源的侵占，是代理成本的反映(Cai等，2011[3]；Xu等，2014[4])。在现实中，屡见不鲜的豪华装修、公车私用、奢侈消费、违规报销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如果对高管“过度”或“超额”在职消费问题不加以治理，不仅浪费股东财富、损害企业价值，而且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对社会风气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因此，探究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围绕着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已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各种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应。然而，此类研究大多建立在管理者同质的隐含假设之下，忽略了高管背景特征差异的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高管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个体异质性特征塑造了高管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公司的决策活动。特别是工作经历的异质性，会对高管的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产生持久影响。在高管的工作经历当中，学术经历值得特别关注。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人下海”现象(Dickson，2007[5]；周楷唐等，2017[6])。大批曾在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任职的人员放弃体制内的工作，转而“下海”经商或自主创业。经过长期的培养和锻炼，许多具有学术经历的科研人员已成长为企业的骨干力量，甚至担任CEO等重要领导职务。根据本文的统计，在2010-2016年的样本区间内，学者型CEO平均占比为16.7%，表明具有学术经历的CEO已成为高管团队中较有代表性的群体。然而，在高管在职消费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背景下，对于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的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文认为，学术经历有助于塑造CEO的道德价值观，增强CEO的自律意识，从而形成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有效抑制其所领导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活动。首先，学术职业的工作性质和道德传承有助于塑造学者型CEO高尚的道德观念。学术职业是以教书育人和从事科学研究为使命的职业，教育工作要求学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科研事业要求学者淡泊明志，以崇高的理想信念攀登学术的高峰。因此对于学者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坚守信仰、安贫乐道的文人骨气可能使CEO拥有突出的自律品质，从而减少那些基于私利动机的在职消费活动。其次，长期以来，社会赋予了学者“道德楷模”的角色定位(Bowman，2005)[7]，对学者的道德角色具有更高的期待。出于角色认同和维护个人声誉的需要，学者型CEO可能强化道德意识，提升道德责任担当，将他律性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根植于内心的道德操守，自觉抵制奢侈享受的不良欲望，从而减少那些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在职消费行为。 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分析，本文采用手工整理的沪深A股2010-2016年CEO学术经历数据，实证检验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首先，学术经历是否使CEO更富道德自律性，从而使其所领导的企业表现出较低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其次，CEO高层次学术经历与低层次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CEO学术经历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关系是否受CEO晋升方式的影响？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对CEO学术经历与高管在职消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考察十八大前后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系统研究了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从高管个体特征的视角拓展了在职消费影响因素及治理机制领域的文献，对高管学术经历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形成有益的补充，对于上市公司规范和治理高管在职消费行为、选聘合适的高管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高管在职消费文献回顾 (1)高管在职消费的性质。关于在职消费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基于最优契约理论，称之为“效率观”。该观点认为，在职消费是企业正常经营发展需要及契约不完备的产物，扮演着隐性激励的重要角色，构成了最优薪酬契约的组成部分(Rajan和Wulf，2006)[2]。另一种观点称为“代理观”，其理论基础是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在职消费并非正常履行职责所必需，是高管为了攫取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而对股东财富的挥霍和浪费，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寻租(Yermack，2006)[8]。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建立时间较短，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治理机制尚不健全，因此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证据大多支持“代理观”(Cai等，2011[3]；Xu等，2014[4])。例如，Xu等(2014)[4]的研究表明，当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较高时，为掩盖其侵占公司资源的事实，有较强的动机对外部投资者隐藏坏消息，从而加大了公司股价的崩盘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