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距离是跨国公司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国际商务领域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1]文化距离假说认为文化不匹配性是导致企业低绩效的重要原因，因此，跨国并购文献中关于文化距离的研究大多基于一个核心假设，即“文化距离会阻碍跨国并购整合”。事实上，研究结果并不尽然。文化距离是一把“双刃剑”，[2]一方面，文化距离引发组织冲突、阻碍并购整合，另一方面，文化距离带来的异质性资源及文化融合效应反而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整合。[3]综合来看，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具体作用机理依然不甚明朗，原因在于：第一，将文化距离视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测量，没有细分文化距离特定维度的作用。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平等假设”，不同维度的文化距离在不同情况下的作用都有差异，甚至相互矛盾。[4]第二，忽略了文化距离的“方向”，假定文化距离是绝对而非相对的，导致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对称化。[5]第三，文化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现有研究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消除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上，导致其积极效应未得到足够重视。跨国并购中文化距离的积极作用不应被盲目甚至机械性地抹杀，而应该关注怎样实现“和而不同”。 制度距离的相关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Zaheer等[5]呼吁将注意力转移到制度距离的具体运作机制上，避免过度简化和宽泛分析。近年来，更为细致的研究已逐步展开，有学者同时考虑了制度距离的“大小”与“方向”，发现企业进入监管水平较高的国家时往往采用资源承诺较高的进入模式，而进入监管水平较低的国家时则相反，[6]且不同方向的制度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机制。[7]Contractor等[8]发现，母国与东道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上的差异对跨国公司无形资产与子公司盈利能力的关系有不对称的调节作用。可见，制度距离的相关研究已逐步深入，并从更深层次取得了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 对跨国并购中的文化距离而言，过度简化的研究虽能提供丰富的隐喻，但却难以真正明晰文化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也无法对现有研究相悖的原因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在文化距离的具体维度上开展更细致和更有成效的研究。[9]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衡量了社会群体价值差异最主要的方面，在社会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引起了广泛讨论，[10]在管理学领域则较多运用于组织行为研究。国家文化层面下，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往往是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各国传统文化差异的维度，在谈判研究中被广泛引用。[11]但目前国际商务的研究文献却很少将这一维度从国家文化中单独抽离出来进行考察，基于跨国并购情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少数学者开始尝试对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拓展应用。Chan等[12]研究发现，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能够解释不同国家间并购活动强度的差异。对跨国并购而言，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会对交易结构、利益分配及协同效应造成一定影响。[13]温日光[14]的研究表明，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对跨国并购溢价有显著影响，东道国个人主义价值观越弱(或者说集体主义价值观越强)并购溢价越低。作为国家文化变量的核心维度，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对跨国公司管理实践的影响深远，可以推断，跨国并购双方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对并购后的绩效表现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研究试图从国家文化层面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维度切入，考察文化距离的不对等性和不对称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即对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及其中的调节机制进行研究。具体来说，本研究采用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个特定维度考察文化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不对称作用，既肯定了“距离产生美”的观点，又在深层次探索了文化距离不同“方向”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与研究假设 1.理论框架 并购双方的协同效应是并购收益的主要来源。大量研究表明，企业跨国并购整合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成功的整合是实现协同效应和提高并购方长期绩效的关键。[15]文化距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并购双方国家的文化异质性，其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只有在双方紧密互动和整合过程中才能有所体现。[4，9]也就是说，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内化于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并购双方的文化价值观差异通过作用于双方并购后的整合互动行为，对并购的协同效应产生影响，最终诱发绩效差异。实际上，组织层面的文化差异已被用于解释并购后的整合问题，在跨国并购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国家层面的文化距离。[16]国家文化是国民表现出的一系列信仰与价值观，是长期社会化的产物，[17]与该国企业及其员工的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特定的国家文化对该国管理者的管理观念、决策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策略。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也不会轻易地受跨国公司组织文化的影响而趋同化。已有大量研究支持了该观点，Henrich[18]的实验发现，国家文化会影响集体的经济行为和对待风险的态度。在具有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国家，企业更倾向选择合资而非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19]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也同样因其母国文化不同而在资本结构[20]和合资伙伴[21]的选择上做出不同的决策。其次，企业的价值取向虽然表现形式多样，但都难以脱离其母国的文化特征，[17]即国家文化价值观是影响企业跨国并购整合最本源的文化因素。文化烙印的作用导致并购双方的整合互动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影响。[16]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一组相对而非独立的概念，也就是说，完全个人主义和完全集体主义是该维度的两端，个人主义强则集体主义弱，集体主义强则个人主义弱。[1]作为重要的国家文化变量，个人/集体主义指人们关心自己和个人目标或集体成员和集体目标的程度。[17]在组织行为领域，它衡量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相对重要程度。[22]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则被视为两种社会模式。集体主义由密切联系的个人组成，成员认为自己是一个或多个集体的一部分。他们倾向于优先考虑集体目标，强调集体成员之间的联系，其行为主要受到集体规范和责任的约束。个人主义由联系松散的个人组成，成员认为自己独立于集体，其行为主要受自身偏好、需求、权利和契约关系的影响。他们倾向以自我为中心，优先考虑个人目标，并强调对建立社会联系所带来的利益得失进行理性分析。进一步讲，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可从水平(平等匹配)和垂直(权威等级)两个维度进行划分。[23]水平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平等性与独立性，鼓励通过“做自己想做的事”来实现个人目标；垂直个人主义强调权威等级下的竞争关系和不平等关系，鼓励通过地位竞争来实现个人目标；水平集体主义强调集体成员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性，鼓励追求融洽的内部关系，以维护集体利益；垂直集体主义强调权威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鼓励通过服从命令与制度安排，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