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制度环境的逐步完善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共同构成了企业衍生的复杂环境(Peng and Heath，1996；李新春等，2017)，在应对制度压力的趋同与市场竞争的差异化中，组织如何进行战略选择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不谋于众”的战略背离(Tang et al.，2011；Miller et al.，2013；李新春等，2016)。战略背离被看作是组织战略偏离既有行业标准或惯例，寻求构建组织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行为(Tang et al.，2011)，反映了组织相对于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经营战略的偏离程度，以及企业关键战略资源配置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程度(Ye et al.，2018；Miller et al.，2018；Haans，2019)①。Oliver(1992)开创性地提出组织应对制度化过程中各种差异化的战略选择，但对于组织选择战略背离的根本性动机则缺乏必要分析，后续的研究一直致力于从不同视角剖析导致组织战略背离的根本原因。 围绕这一主题，早期组织理论学派主要延续Oliver战略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从组织对外部资源依赖程度和自身资源来探讨影响战略背离的要素，例如：组织合法性(Deephouse，1996)、组织声誉(Philippe and Durand，2011)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评价(Holmstrom，1982a，1982b)，其核心观点认为偏离行业惯例的新战略会导致组织失去外部资源支持，而组织资源是决定其战略背离的关键。聚焦于微观战略决策过程的研究者则强调从管理者特质视角透析企业战略背离的动因，主要关注竞争对手CEO领导力(Gupta and Misangyi，2018)、CEO权力(Tang et al.，2011)、CEO报酬(Carpenter，2000)、家族继任及代际背景差异(Zhao et al.，2018)等因素对战略背离的影响。Tang等(2011)指出，CEO权力越大，可以有效削弱行业标准对高管进行战略决策制定的影响，从而更容易使企业做出战略背离的决策。Gupta和Misangyi(2018)指出，竞争对手CEO的领导力越高，会导致企业的战略趋同，相反则会导致企业的战略背离。Zhao等(2018)的最新研究指出，家族继任与战略背离正相关，代际背景差异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此外，少数研究对战略背离的后果效应进行了探讨(Lee，2017；Ye et al.，2018；Haans，2019)。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启发了国内学者对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战略“趋同—背离”这一研究主题的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一方面，主要聚焦于独特的“非市场化”战略背离，忽视了更具普遍性的“市场化”战略背离。已有研究分析了企业的关系战略(李新春等，2016)和政治战略(姚晶晶等，2015；田莉等，2015)等非市场化战略的背离，而忽视了更具有一般性的市场化战略背离。诚然，非市场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凸显转型经济背景的独特意义，但正是因为这一特殊性可能会降低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从转型经济制度变迁的进程来看，企业逐渐背离非市场化战略也是普遍的过程(Peng，2003)。另一方面，过度强调外部要素对战略背离的驱动，而忽视了组织绩效的反馈驱动。现有关于中国情境下战略背离的研究虽然都肇始于对新制度理论中“制度同形”的批判，但对企业战略“趋同—背离”的分析仍大多强调外部环境要素的被动驱动，例如强调制度环境和文化习俗的影响等(田莉等，2015；李新春等，2016)，而忽视了企业内部要素驱动的主动选择，尤其是企业的业绩反馈，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有研究结论的解释力。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组织期望理论的视角来考察组织经营目标(期望)对企业市场化战略背离的影响。组织的经营目标或经营期望是组织实施何种战略决策的出发点(Cyert and March，1963)；组织期望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认为，组织通过设定预期的期望水平来反映组织的经营目标，预期的期望水平影响企业对实际绩效的评估，继而成为后续企业战略决策的参考点，当实际绩效低于经营期望水平后，将会诱导组织实施冒险性的战略变革行为。Porter(1991)提出，企业的模仿行为将会导致竞争优势的缺失以及业绩平平甚至是下滑，然而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的行业竞争期望水平时，决策者往往会对现有的行业战略惯例产生质疑，会倾向于偏离行业主流趋势以期获得意外的惊喜(Chen and MacMillan，1992)，这说明行业竞争期望落差是影响组织战略背离的重要动机之一。进一步地，本研究考察了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产业环境竞争性两个外部因素，以及组织内部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源冗余度对上述关系的影响，藉此考察组织战略背离的动机因素以及内外部情景因素。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将组织期望理论引入到组织“趋同—背离”研究中，尤其关注了行业竞争期望落差这一组织社会比较期望的关键变量，为全面深入理解组织战略背离的动机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丰富了组织期望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情境。第二，揭示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与产业环境如何深刻影响行业竞争期望落差与战略背离之间的关系。制度环境作为影响转型经济国家企业战略选择的关键要素(Peng and Wong，2008)，企业战略背离不可避免受到制度情境的引导，本研究着重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行业竞争性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力图更深入地理解转型经济下制度环境与产业环境对组织战略行为的影响。第三，扩展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组织战略决策影响的研究。现有组织期望与战略决策之间关系的情境机制分析主要集中于组织规模、资源程度以及CEO个体权力或特征等方面(Audia and Greve，2006；Greve，2010；贺小刚等，2017；连燕玲等，2014)，而忽视了高管团队这一组织重要的战略决策主体。本文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纳入分析框架中，凸显了高管团队及其网络关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知识、经验、认知和资源等)在组织战略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扩展了现有关于“期望—战略”研究模型。第四，强调了组织内部资源对战略背离的影响机制。现有关于战略背离的情境机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组织同质/异质性、团队多样性、代际背景、CEO身份、外部市场成熟度以及其他宏观层面的情景因素(Lee，2017；Díaz-Fernández et al.，2018；Zhao et al.，2018；Haans，2019；巩键等，2016)，但却忽略了对影响战略背离实施的最为基本的内部资源和能力等情景因素的探讨，本文将组织内部冗余纳入分析框架中以完善该方面的研究。综上，本文首次尝试以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构建了“行业竞争期望—战略背离”的研究框架，尤其进一步将“外部环境性”与“内部资源性”双重情景因素纳入该框架下，系统性地分析了对组织战略背离“动机”和“能力”两方面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框架强调“外部—内部”和“动机—能力”等双元分析角度，初步构建了一个影响战略背离行为的情景机制分析框架，该逻辑框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转型制度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当前战略转型的动机和内外部影响因素。
